一只口琴的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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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问题:在逻辑与经验面前,我们会做如何选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那部中篇小说《凤凰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也是从这开始,我便有了没完没了的口舌之烦。特别是与陌生人相见,听他们热情复述,说《凤凰琴》小说写得如何如何,其中民办教师在升国旗时,用口琴吹奏国歌的场景尤为感人等等。每次听完,我不得不说对方,不是看的小说,而是看的电影。因为小说中,升国旗时,民办教师们是用笛子吹奏国歌,到了电影里,才被改为口琴。对一般人,这种判断是对的。换了那些真正读过小说的,也这样说,而且还再三强调,电影大不如小说原著,我就不太明白了——为何从头到尾都没有在小说中出现的口琴,会出现在将小说读得很深刻的这些人的记忆里?
  通常情况下,看上去人们总在强调逻辑,实际上是在下意识地依赖经验。
  《凤凰琴》首映式在北京举行的那年,我坦率地告诉该电影的一位主创人员:他并不了解民办教师,从本质上讲,他是在用城市生活经验来阐述乡村,因而不晓得在城市生活中随便得不能再随便的口琴,在乡村里却是极度奢华,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唯有从田野上生长出来的竹笛,用它的声音来呼应乡村,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对改编电影的遗憾,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所以,我一直将电影《凤凰琴》当成小说《凤凰琴》的都市版。
  多年之后,在写作《音乐小屋》时,我丝毫不曾记起,曾经有过这段与口琴的无缘之缘。直到此时此刻,因为要写创作谈,才想起来,于是在心里直呼吊诡:或许这也是骨子里久久存在的城市与乡村的某个宿命。
  我不得不承认,对一个人来说,总有一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
  这宿命的与生俱来,应当是我们全部理想的原始起点,不管是主动地写作,还是被动地阅读,不管是向着青春激荡,还是面对苍老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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