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活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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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不是无的放矢，在社会中，文学是对时光中破碎记忆的不断修补与完善。对个人来说，则是对有限生命的无限想象。
　　一九九二年第五期《青年文学》发表我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后，曾有大量读者来信，许多人提出希望能读到《凤凰琴》的续篇。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高扬同志，曾在《光明日报》上著文，也提及这样的希望。我没有赶那个热潮，一方面是个人性格，不喜欢随大流，就像这些年流行浅俗易读的小长篇，而我偏偏要写被人疑问“百万字的长篇谁看”的有大的内容的厚重之作。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善意误读的原因，如果普遍地染上“集体无意识”，不去细心发现文本的真实意义，那样的写作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是负效果的。
　　在写作中，伪细节会毁掉读者与写作者的契约。
　　而伪感情，则会毁掉写作者与文学既有的默契。
　　当年没有续写，并不等于说，我永远都不想写了。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用只言片语的形式，静静地丰富着相关灵感。前两年，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同行告诉我，在他的家乡，乡村教师们人手一册《凤凰琴》，那些困难得不知道什么叫困难的老师们，将《凤凰琴》当作经书来读。就在那一天，“天行者”三个字，终于从我心里涌了出来。之后的某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汶川县一位叫樊晓霞的老师，结婚十四年，一直在高山教学点教书，每年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到县城与在中学教书的丈夫团聚。两口子经常读《凤凰琴》，一边伤心落泪，一边又用小说的主人公来安慰自己。十四年后，樊老师刚从高山上的教学点，调到县城里的映秀小学，刚与家人团聚，就被大地震永远地夺走生命。
　　因为这两件事，我才觉得让《天行者》成书的时候到了。
　　一九九二年我写中篇小说《凤凰琴》，是因为心存感动。事隔十几年，当我写完长篇小说《天行者》时，我发现自己的内心里充满感恩。因为，我看得见，如果没有那些可以被后人认为是水平不高的乡村教师哺育，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乡村心灵，只能是一片荒漠。
　　对长篇小说的把握，实质上是对命运的参悟。
　　而中篇小说，能将生命的某一时刻表现生动，便是一种成功。
　　十几年前，我还年轻，很自然地选择了表现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如何与天荒地老的乡村发生契合。十几年的时光让我的心苍老许多，命运也开始展现其无可抗拒的力度。就像映秀小学的那位樊老师，在那么美丽的女性身上，其命运的荒诞，让我一下子看到了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本质。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虽然我清楚地记得当初教育我的那些乡村教师，也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些当了乡村教师的小学同学与中学同学，虽然我遇到过许多自认为是这些小说中“主人公”的可敬的乡村教师，也遇到某个硬将毫不相干的人，强说成是我的写作原型的轻浮的研究者，可我还是要说，如果真有原型，那也只能是普天之下的每一位乡村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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