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锦衣卫:参与大屠杀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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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蓝党案
以朱元璋为首的淮西农民武装集团，在起事时是坚决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蒙汉地主阶级的，但在取得胜利以后，便都转化为拥有大量土地、佃户的大地主，成为皇帝、国公、列侯，高官显爵，治理六千万臣民的封建统治阶级了。
洪武四年（1371年）统计，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茂（常遇春的儿子）、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六个国公和延安侯、吉安侯等二十八个侯，都拥有大量庄田，佃户凡三万八千一百九十四户。
皇帝是淮人，丞相李善长、徐达和功臣汤和、耿君用、炳文父子、郭兴、郭英、周德兴、郑遇春、陆仲亨、曹震、张翼、陈桓、孙恪、谢成、李新、何福、张龙、张赫、胡泉、陈德、王志、唐胜宗、费聚、顾时、唐铎、马世熊，幕僚李梦庚、单安仁、郁新、郭景祥等都是凤阳人，其中汤和、周德兴还是朱元璋同村子的人。绝大部分公、侯和朝廷重要官员都是淮人。远在朱元璋初据集庆时，诗人贝琼的诗就写道：“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淮水流域在春秋时是楚的地方，从这几句诗可以看出当时儒生、文人对“楚客”“淮人”显赫一时的看法。到了朱元璋建国称帝以后，淮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越发占压倒性的优势，非淮人被排挤、压抑，他们不甘心，也想尽一切办法取得朱元璋的信任。就这样，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非淮人和淮西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矛盾越来越尖锐，朱元璋就利用这种矛盾，重用淮人而又运用非淮人来监视淮人，以此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力。
功臣以血战立功封公侯，拥有部曲、义子和大量奴仆，他们又和各地卫所军官有过统率关系，在和平环境里，这种虽然数量不大的武装力量和袍泽关系，却有可能成为倾覆皇家统治的巨大威胁。
管理全国政事的机构中书省的制度，是从元朝继承下来的。中书省丞相综理政务，职权很重。相权重了，皇帝的权力就相对地削弱了，朱元璋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凡事都要自己做主。但是有长期历史传统的丞相制度，却对皇帝的至高权力起了牵制作用。
贵族地主对人民的非法剥削，对皇朝赋役的隐蔽侵占；淮西集团对非淮人的排挤、打击；军事贵族可能发生叛变的威胁；相权和君权的矛盾，这些内部矛盾随着国家机器的加强而日益加深，冲突日益严重，最后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朱元璋倚靠中小地主的支持，运用检校和直接掌握的军队，采取流血手段，巩固了自己的政权。洪武十三年（1380年）杀丞相胡惟庸，二十六年（1393年）杀功臣蓝玉，胡惟庸和蓝玉的关联人犯被杀的称为胡党、蓝党，人数在四万人左右。
贵族地主侵犯人民和皇朝利益，破坏法纪的情况，是由来已久的。龙凤十年（1364年），朱元璋就曾当面向徐达、常遇春等人说过：“尔等从我起身，艰难成此功勋，非朝夕所致。比闻尔等所蓄家僮，乃有恃势骄态，逾越礼法，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或生衅隙，宁不为其所累。”洪武三年（1370年）：“时武臣恃功骄态，得罪者渐众。”四年（1371年）：“时诸勋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势冒法，凌暴乡里，而诸勋臣亦不禁戢。”六年（1373年）五月朱元璋以功臣多倚功犯法，奴仆杀人，隐匿不报，封建统治集团的核心破坏了皇朝的法纪，侵犯了人民和皇朝的利益，情况日益严重，只好采取内部约束的办法，特别命令工部制造铁榜，铸了申诫公侯的条令：凡公侯之家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芦荡及金银铜场、铁冶；凡功臣之家管庄人等，倚势在乡欺殴人民；凡功臣之家屯田佃户、管庄干办、火者、奴仆，及其他亲属人等，倚势凌民，夺侵田产财物者；凡公侯之家除赐定仪仗户及佃田人户，已有名额报籍在官，敢有私托门下、影蔽差徭者；凡公侯之家，倚恃权豪，欺压良善，虚钱实契，侵夺人田地房屋孳畜者；凡功臣之家受诸人田土，及矇矓投献物业。
逐项规定了处罚和处刑的法律。其中公侯家人倚势凌人，夺侵田产财物和私托门下、影蔽差徭都处斩罪。很显然，前者破坏了皇朝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纪，后者破坏了皇朝的徭役政策，都是非严厉制裁不可的。从朱元璋必须制定专门法律条例来约束淮西集团的公侯功臣和他们的管庄人等，说明了铁榜所列举的罪状已经带有普遍性和严重性，也说明了朱元璋和这个集团的首脑人物，尽管在过去同生死、共患难，但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随着内部矛盾的产生、滋长、发展，逐步走到了对立面。具体事例如汤和的姑夫隐瞒常州的田土，为朱元璋所杀。立铁榜以后，蓝玉专恣暴横，蓄庄奴假子数千人，出入乘势渔猎。尝占东昌民田，百姓向御史告状，御史依法提审，蓝玉一顿乱棍把他打走。又令家人私买云南盐一万余引，倚势兑支，侵夺民财，阻坏盐法。郭英私养家奴百五十余人，又擅杀男女五人。周德兴营第宅逾制。朱亮祖镇岭南，作为擅专，贪取尤甚。可见封建王朝的法律对这批淮西集团的贵族地主的约束力并不大。
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力，极力维护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法纪，触犯、违反法律的决不宽徇。早在取金华时，因为缺乏粮食，严令禁酒，这时大将胡大海正领兵围绍兴，其子胡三舍、王舅等三人犯酒禁，朱元璋下令处死刑，都事王恺劝他：“胡大海见总兵攻绍兴，可以本官之故饶他。”朱元璋发怒说：“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我号令！”自己抽刀把这几人杀了。渡江旧将赵仲中守安庆，陈友谅遣大军围攻，城破，仲中遁走，朱元璋大怒，命按失陷城池律处死，常遇春劝说：“仲中系渡江旧人，姑用赦之。”朱元璋说：“不依军法，无以戒后。”给弓弦一条，令其自缢。谢再兴叛降张士诚后，其弟谢三、谢五守余杭，李文忠率军围城，叫他们投降，谢五于城上拜说：“保得我性命，便出降。”文忠指天起誓：“我是总兵官，不得杀你。”谢五兄弟投降后，朱元璋命押送南京，文忠以为如杀二谢，恐失信人，后无肯降者。朱元璋说：“谢再兴是我亲家，反背我降士诚，情不可恕！”还是把谢三、谢五杀了。为了保护封建法纪，他宁肯让前敌领兵将领叛变，也非处死犯禁者不可，朱元璋一直坚持这种精神，并且总结成为理论，他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以猛、以严治国，这样，也就不能不日益和淮西集团分裂以至对立，用流血手段解决问题了。
淮人官僚集团的中心人物是李善长。他是朱元璋起兵后的幕府书记，称王时的右相国，称帝后的左相国、左丞相，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儿子是皇帝的女婿驸马都尉，他的亲戚同乡胡惟庸也继为丞相。从李善长到胡惟庸先后掌权的十七年中，极力排挤非淮人，不使当权。浙东地主集团的领袖刘基也是开国功臣，是朱元璋的亲信谋士，朱元璋对他儿子说过：“我到婺州时，得了处州。他那里东边有方国珍，南边有陈友定，西边有张家，刘伯温那时挺身来随着我……鄱阳湖里到处厮杀，他都有功。”在和陈友谅、张士诚的争夺战中，他都向朱元璋提出了正确的意见。组成明朝军队的军卫制也是他的建议，功劳很大。但在大封功臣时，刘基只封诚意伯，岁禄二百四十石。李善长则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朱元璋到汴梁大会诸将，李善长和御史中丞刘基在南京留守，李善长的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犯法，李善长求情，刘基不听，向朱元璋书面报告，批准后就把李彬杀了。浙东地主集团本来是淮西集团的眼中钉，再加上这件事，仇恨就越发深了。朱元璋回来后，听了李善长的挑拨，就让刘基请假回家。洪武四年（1371年），索性要他告老回乡闲住了。在此以前，朱元璋曾和刘基商量丞相的人选，有人攻击李善长，刘基说他是旧人有功，能够调和诸将。朱元璋说：他多次要害你，你怎么还替他说好话，我看还是你来当丞相吧。刘基自己知道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他是站不住脚的，坚决辞谢。朱元璋又问他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如何？杨宪是刘基的好朋友，但是刘基认为杨宪虽有相才，但器量不够，汪广洋褊浅，胡惟庸更不行。几年后，胡惟庸当权，他恨刘基说他的坏话，借个由头在朱元璋面前攻击刘基，革掉刘基岁禄。刘基只好到南京请罪，连家也不敢回去了，忧愤生病，胡惟庸派医生来看，吃了药，病越发重了，洪武八年（1375年）死去。胡惟庸案发后，有人告发，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朱元璋后来和刘基的儿子谈话，也多次说：“刘伯温他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们）蛊了。”又说：“你休道父亲吃他每（们）蛊了。他只是有分晓的，他每（们）便忌着他。若是那无分晓的呵，他每（们）也不忌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晓在，终不亏他的好名。”又说：“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不说罢了。”又说：“后来胡家结党，吃他下的蛊，只见一日来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瘪瘪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他大儿子在江西也吃他的药死了。”从这些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两个不同地区的地主集团尖锐斗争的情况。山西阳曲人杨宪是朱元璋初期的检校，历官到御史台中丞。朱元璋爱他有才力，常说杨宪可居相位。杨宪和检校凌说、高见贤、夏煜轮流向朱元璋诉说李善长无宰相材，要挤掉善长，朱元璋说：“善长虽无相材，但是与我同乡，一起兵就跟我，经过艰险，勤劳簿书，功劳很多。我做皇帝，他自然该做宰相，这是用旧臣功臣，今后不要再说了。”话虽这般说，听多了又有些动摇，便和刘基商量，要用杨宪为相。胡惟庸听得风声，连忙告诉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这件事关系到整个淮西集团的切身利益，是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便团结一致，合力倾陷，杨宪终于被杀，凌说、高见贤、夏煜也先后被处死刑。同样，杨宪对不是他自己系统的人也是用尽一切方法排挤，例如曾经做过方国珍幕府都事判上虞的宁海人詹鼎，为人有才学，做官有好名声，到南京上万言书，朱元璋看了很中意，要给官做。杨宪却忌他的才华，极力阻止。到杨宪死了，才做了一个小官。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的倾轧，杨宪等人对淮西集团的倾轧，对不是自己系统中人的排挤，从乡土观念出发演变成的政治斗争，是洪武初期政治上的一个特征。
军事贵族对皇家统治的威胁，从谢再兴叛变，邵荣案发以后，就使朱元璋十分紧张，提高警惕，用尽一切方法来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
朱元璋对将领不敢信任，以其家属留京作质。邵荣、赵继祖被杀后，朱元璋对诸将越发不放心，倚靠检校侦察将士私事，将领人人自危。徐达、汤和为人十分小心谨慎，也被猜疑，朝臣纷纷传说，越发造成紧张气氛。洪武五年（1372年）的铁榜用法律形式规定：凡内外各指挥、千户、百户、镇抚并总旗、小旗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钱物；内外各卫官军，非当出征之时，不得辄于公侯门首侍立听候；公侯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军。朱元璋对公侯大将的防制愈严密，矛盾就愈深刻，裂痕也日益扩大。
最后，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集中表现为皇权和相权的斗争。
胡惟庸是朱元璋在和州时的帅府奏差，李善长的亲戚，淮西官僚集团的重要人物。由于李善长的极力推荐，洪武三年（1370年）官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1373年）升右丞相，进左丞相。深得朱元璋信任，权势日盛。仗着是淮西旧人，又有李善长等元老重臣的支持，便一意专行，朝廷上生死人命和升降官员等大事，有时径自处理，不向朱元璋报告。内外诸衙门的报告有对自己不利的也就扣压下来。各地想做官、升官的，功臣、军人失意的都奔走在他的门下，送金帛、名马、玩好不计其数。做了七年宰相，门下故旧僚友结成了牢固的小集团。
中书省综掌全国大政，丞相对一切庶务有权专决，统率百官，只对皇帝负责。在胡惟庸以前，丞相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统兵在外，和朱元璋的冲突还不十分明显。接着是高邮人汪广洋，文人爱喝酒，庸庸碌碌没主张，不大敢管事，也被淮西集团排挤，得罪被杀。胡惟庸在中书省最久，权最重，已经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很不高兴，特别是得罪被谴责的功臣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都和惟庸密相往来，军事贵族和朝廷政治首脑结合在一起，与朱元璋的冲突便更加严重了。朱元璋直接统率军队和检校，决心消灭这一心腹之患，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擅权枉法的罪状杀了胡惟庸，趁此机会取消了中书省，由皇帝直接管理国家政事，并立下法度，以后不许再设丞相这一官职。二十八年（1395年）下令：“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这里所说的“朝廷”就是朱元璋自己，和过去的朝廷有本质上的区别。从罢相以后，府、部、院、司分理庶务，目的是把权力分散，“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一切大权都由皇帝个人掌握，“所以稳当”，再也不怕大权旁落了。从中书省综掌政权变为由皇帝亲自管理庶政，封建专制的政权从此更加集中，集中于一人之手，皇帝便成为总揽一切政事的独裁者了。
杀胡惟庸是为了独揽政权。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又以有人告大将蓝玉谋反，族诛蓝玉。蓝玉系定远人，常遇春妇弟，在常遇春麾下领兵，骁勇善战，多立战功。洪武二十年（1387年）以征虏左副将军从大将军冯胜征纳哈出，冯胜得罪，即军中代为大将军。二十一年（1388年）蓝玉率师十五万打蒙古，一直打到捕鱼儿海，北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以数十骑遁去，大胜而回，封凉国公。常遇春、徐达死后，蓝玉继为大将，总军征战，立了大功，就骄傲自满起来，蓄庄奴假子数千人，乘势暴横，在军中擅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不听朱元璋命令。又嫌官小，不乐意在傅友德、冯胜之下，所提意见，朱元璋又多不采纳，越发怏怏不满。蓝玉总兵多年，麾下骁将十数人，威望很高。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的特务组织锦衣卫官员首告蓝玉谋反，说他和景川侯曹震等公侯打算在朱元璋出去籍田时起事，审讯结果，连坐被族诛的一万五千多人。这一案把军中勇武刚强之士差不多杀了个干净。
从胡惟庸被杀以后，胡案成为朱元璋进行政治斗争的方便武器，凡是心怀怨恨的，行动跋扈的，对皇家统治有危险性的文武官员、大族地主，都陆续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状也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而扩大。最初增加的罪状是私通日本，接着又是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是当时的两大敌人，通敌当然是谋反了。后来又发展为串通李善长谋反，把淮西集团的主要力量完全摧毁。最后是蓝玉案，则连淮西集团中的军事贵族也大部分消灭了。被杀的都以家族为单位，杀一人也就是杀一家。死于胡案的主要人物有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宣德侯金朝兴、靖宁侯叶昇、申国公邓镇、济宁侯顾敬、临江侯陈镛、营阳侯杨通、淮安侯华中；大将毛骧、李伯昇、丁玉和宋濂的孙子宋慎等。宋濂也被牵连，贬死四川茂州。死于蓝党的主要人物有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开国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普定侯陈桓、宣宁侯曹泰、会宁侯张温、怀远侯曹兴、西凉侯濮玙、东平侯韩勋、全宁侯孙恪、沈阳侯察罕、徽先伯桑敬和都督黄辂、汤泉等人。胡案有《昭示奸党录》，蓝案有《逆臣录》，朝廷把用刑讯所得的口供和判案详细记录公布，让全国人都知道他们的“罪状”。
胡惟庸被杀后十年，洪武二十三年（1363年），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也被牵涉到胡惟庸案里，朱元璋假托有星变，得杀大臣应灾，把李善长和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一起杀掉，这年李善长已经七十七岁了。一年后有人替他上疏喊冤说：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李善长与胡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李善长佐胡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李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李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李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介嫌，何苦而忽为此？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李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李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
问得都有道理，朱元璋看了，无话可驳，只好算了。
二案以外，开国功臣被杀的，洪武八年（1375年）德庆侯廖永忠以僭用龙凤不法等事赐死；十三年（1380年）永嘉侯朱亮祖父子被鞭死；十七年（1384年）临川侯胡美以犯禁死；二十五年（1392年）江夏侯周德兴以帷薄不修的暧昧罪状被杀；二十七年（1394年）杀定远侯王弼、永平侯谢成、颍国公傅友德；二十八年（1395年）杀宋国公冯胜。
不但列将以次被杀，甚至坚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陈友谅立了大功的朱元璋的义子亲侄朱文正也以“亲近儒生，胸怀怨望”被鞭死。义子亲甥李文忠南征北伐，立了大功，也因为左右多儒生，礼贤下士，被毒死。徐达为开国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1385年）生背疽，据说这病最忌吃蒸鹅，病重时朱元璋却特赐蒸鹅，徐达流泪当着使臣的面吃下，不多日就死了。
功臣宿将侥幸得以善终的也有几个例子：一个是汤和交还兵权，他是朱元璋同村子的人，一块儿长大的看牛伙伴。徐达、李文忠死后，朱元璋想要解除诸宿将兵权，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汤和懂得老伙伴心事，便首先告老。朱元璋大喜，立刻派官给他在凤阳修建府第，赏赐礼遇，特别优厚。另一个例子是曹国公李景隆、武定侯郭英归还庄田和佃户，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崇山侯李新建议：“公侯家人和仪从户都有规定数目，超过的应该归还朝廷。”朱元璋正对这批贵族地主多占田地佃户极为不满，听了很高兴。下令把超过规定的人户都发凤阳为民，还让礼部编一部《稽制录》，严禁公侯奢侈逾越。二十六年（1393年）李景隆交还庄田六所，田地山塘池荡二百余顷。郭英交还佃户，依法纳税。这两人在洪武朝都没有出事。
空印案和郭桓案
贪污腐败是封建社会官僚政治的正常现象，念书识字，做八股，参加科举，侥幸得了一官，便千方百计弄钱，买田地，蓄家奴，官做得越大，弄的钱也就越多。升官发财，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人生哲学。“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两句话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另一面，官吏贪横，无止境的剥削，也就不能不迫使饥寒交迫的人民起来反抗，“官逼民反”，从进入封建社会以来，数以百次计的农民起义，官吏的贪污剥削是其原因之一。
为了缓和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矛盾，巩固统治基础。朱元璋对地方官贪污害民的，用极严厉的手段惩处，进行了长期的残酷的斗争。
对朝廷和地方的官僚奸贪舞弊，严重地损害了皇朝的利益，朱元璋集中力量，全面地大规模地加以无情地打击。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两案连坐被杀的达七八万人，其中主要是各级官员，追赃牵连到各地许多大地主，都弄得倾家荡产，旧地主阶级的力量更进一步被削弱了。
按照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县都得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账目，为了核算钱粮、军需等款项，必须府报布政司，布政司报部，一层层上报，一直到户部审核数目完全符合，准许报销，才算手续完备结了案。钱谷数字如有分、毫、升，合对不拢，整个报销册便被驳回，重新填造。布政使司离京师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是千里上下，重造册子还不要紧，问题是重造的册子必须盖上原衙门的印信才算合法，因为要盖这个印，来回的时间就得用上个把月以至好几个月。为了避免户部挑剔，减省来回奔走的麻烦，上计吏照习惯都带有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遇有部驳，随时填用。这种方法本来是公开的秘密，谁都认为合情合理，方便省事。不料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忽然发现了这秘密，大发雷霆，以为一定有严重弊病，非严办不可，就下令各地方衙门长官主印的一律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其实上计吏所带的空印文册盖的是骑缝印，不能用于别的用途，预备了也不一定用得着。全国各地方衙门的人都明白这道理，连户部官员也是照例默认的，成为上下一致同意的通行办法。但是案发后，正当胡惟庸党案闹得很紧张，朝廷上谁也不敢分辩，有一个老百姓拼着死命上书把事情解释清楚，也未起作用，朱元璋还是把地方上的长吏一杀而空。当时最有名的好官方克勤（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亲）也死在这案内，上书人也被罚做苦工。
郭桓官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告发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舞弊，从户部左右侍郎以下都处死刑。追赃粮七百万石，供词牵连到各布政使司官吏，被杀的又是几万人。追赃又牵连到全国各地的许多大地主，中产以上的地主破家的不计其数。朝廷宣布的罪状是：户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合上仓四百五十万石。其郭桓等只收（交）六十万石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以当时折算，可抵二百万石，余有一百九十万石未曾上仓。其郭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钞五十万贯，致使府、州、县官黄文通等通同刁顽人吏边源等作弊，各分入己；其应天等五府、州、县数十万没官田地夏税秋粮，官吏张钦等通同作弊，并无一粒上仓，与同户部官郭桓等尽行分受；其所盗仓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及接受浙西等府钞五十万张卖米一百九十万不上仓，通算诸色课程鱼盐等项，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广惠库官张裕妄支钞六百万张，除盗库见在金银宝钞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共折米算，所废（吞没）者二千四百余万（石）精粮。
据一些同时人和地主子孙的记录，三吴一带、浙东西的故家巨室，不是“多以罪倾其宗”，便是“豪民巨族，刬削殆尽”。这些记载虽然有些夸大，但是反映了一部分旧地主阶级分子被消灭的情况，则是无可置疑的。这样严重的打击，当然会引起地主阶级和官僚的恐慌及不满，他们当然不敢申说买卖官粮这一严重犯法行为是合法的、应该的，只能指斥、攻击、告发处理这个案件的御史和法官，一时议论沸腾，情势严重。朱元璋也觉得这个矛盾如继续发展下去，对自己的统治十分不利，便一面以手诏公布郭桓等人的罪状，分析是非，一面把原审法官也杀了，作为对地主阶级和官僚们的让步，结束了这件大案。
除了空印案和郭桓案两次大屠杀以外，还有洪武四年（1371年）录（甄别）天下官吏；十三年（1380年）连坐胡党；十九年（1386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1390年）罪妄言者，四次有计划的诛杀。
四十年中，据朱元璋的著作：《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的统计，所列凌迟、枭示、种诛有几千案，弃市（杀头）以下有一万多案。戴死罪和徒流罪办事是朱元璋新创的办法，有御史戴死罪，戴着脚镣坐堂审案的；有打了八十大棍仍回原衙门做官的。戴是判刑的意思。他创立这种办法的主要原因是把这些官都杀了就没有人替他办事了，于是又判刑，又让回去办事，封建法纪确立了，各种事务工作也不致于因为缺官而废弛。
凌迟是最野蛮、最残酷的刑法。枭示也叫枭令，种诛就是族诛，一人犯罪，就按家按族地杀。此外有刷洗，有秤竿，有抽肠，有剥皮，还有黥刺、剕、劓、阉割、挑膝盖、锡蛇游种种名目的非刑。可见，朱元璋野蛮残暴的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帝王。这种种酷刑，造成了朝官中的极度恐怖气氛，人人提心吊胆。
用重刑惩治违法官僚，尽管杀死了几万人，效果还是不大。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慨叹说：“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朕乃明以宪章，而刑责有不可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郭桓案发后，他又说：“其贪婪之徒，闻桓之奸，如水之趋下，半年间弊若蜂起，杀身亡家者人不计其数。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刖足、髡发、文身，罪之甚者欤！”他没有也不可能懂得封建专制的寡头独裁政治，地主阶级专政的残酷统治，官僚政治和贪污舞弊是分不开的，封建统治是以剥削人民为基础的，不推翻封建统治、封建制度，单纯地用严刑重罚，流血手段来根绝贪污，是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
诛杀以外，较轻的犯罪官员，罚做苦工。洪武九年（1376年），单是官吏犯笞以下罪，谪发到凤阳屯田的便有一万多人。
朝官被杀有记载可查的，有中书省左司都事张昶，礼部侍郎朱同、张衡，户部尚书赵勉，吏部尚书余忾，工部尚书薛祥、秦逵，刑部尚书李质、开济，户部尚书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许存仁，左都御史杨靖，大理寺卿李仕鲁，少卿陈汶辉，御史王朴，员外郎张来硕，参议李饮冰，纪善白信蹈等。外官有苏州知府魏观、济宁知府方克勤、番禺知县道同、训导叶伯巨、晋王府左相陶凯等。茹太素性情刚直，爱说老实话，几次因说话不投机被廷杖、降官，甚至镣足治事。一天，在便殿赐宴，朱元璋写诗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太素磕了头，续韵吟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朱元璋听了也很感动。不多时他还是因事被杀。李仕鲁是朱熹学派的学究，劝朱元璋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想学韩文公辟佛，发扬朱学。朱元璋不理会，李仕鲁着急，闹起迂脾气，当面交还朝笏，要告休回家。朱元璋大怒，当时叫武士把他掼死在阶下。陶凯是御用文人，一时诏令封册歌颂碑志多是他写的，做过礼部尚书，参加制定军礼和科举制度。只因为起了一个别号叫“耐久道人”，朱元璋恨他：“自去爵禄之名，怪称曰耐久道人，是其自贱也。此无福之所催，如是不期年，罪犯不公。”又说他：“忘君爵而美山野……忘君爵而书耐久。”后借题发挥把他杀了。员外郎张来硕谏止取已许配的少女做宫人，说“于理未当”，被碎肉而死。参议李饮冰被割乳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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