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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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今年乍暖还寒时节，我又回到哈尔滨。
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我再没见过翟子卿，自然也没见过她。
但总共收到过她三封信。第一封信里说——翟子卿他变了，似乎开始打算做好丈夫和好儿子了。在家里整整待了一个多月，哪儿也没去。也不访友，也不会客。终日侍奉于老母亲左右。
“子卿他对我说，以前太有负于我了。请求我宽恕他。还引用流行歌曲里的话对我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想，我理应宽恕他。一个妻子不能拒绝一个丈夫的忏悔。一个家庭的裂痕如果还能弥合，总比索性拆散的好。我发现我内心还是希望弥合的。我相信我们这个家的裂痕也能弥合，还有我们的感情。我原以为我对他和他对我，已经彻底丧失感情了。看来我对自己的认识是错了，对他的认识也未免太极端了。但愿你能为我们祈祷和祝福。我们的家为什么不可以再成为一个幸福的家呢？我们有确保幸福的经济基础，还有重归于好的感情基础。我也将为你的家庭幸福祈祷和祝福。对你我来说，有些事情，就保留在记忆中吧。人世间的某些事情，本不过是某种‘缘’。而‘缘’之所以是‘缘’，那是因为它没有更充分的理由可讲。所以‘缘’一旦面对现实，总是要屈从后者的。”
第一封信写得很长。横格信纸，工整秀丽的一行行小字，竟写了七页还多。
我没有回信。我们分别时她有言在先，只她给我写信，而我不得主动给她写信，也不必回信。这“条约”尽管对我欠公平，但我当时答应了。
其实我很想给她回封信，也动过几次笔。动笔前似有千言万语，而真面对信纸，却不知该写些什么了。写了撕，撕了写，最终还是作罢了。
我对自己说——就让我成为一个信守诺言的男人吧。对她那样的女人，信守诺言也许是最大的尊重和别一种爱法吧。
她的信告诉我，他们分明地又住在同一个家里了，分明地每天夜晚又同床共枕了。
即使他们不重归于好，我和她的关系也是没发展前途的。希望一个女人永远做自己的所谓“情妇”吗？我首先就会替那个女人不能容忍自己。这世上再也没有比女人做男人的“情妇”对女人更尴尬的事了。而且我也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根本不具备起码条件拥有一个“情妇”的男人。站在她的角度替她想一想，我也只能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祝福。
那时我已从故宫买回了一尊铜的观音像。接连几天，每晚睡前我燃起香来，恭恭敬敬地站在观音像前，双手合十，心中虔虔诚诚地为她祈祷和祝福。既是为她，也就没法儿不一块儿为翟子卿祈祷和祝福了。
妻见了奇怪，问我怎么信起观音来了。
我反问：“那你叫我还有什么别的可信的呢？”
妻又问：“你为谁祈祷？”
我回答：“为一切我爱的人。”
“包括我吗？”
“怎么会不包括你呢？”
妻笑了。
我望着她的笑脸，发誓从此再不背叛妻子的感情（事实上，我也并非是背叛了她的感情），无论再被怎样一个女人所诱惑……
观世音开经偈中言——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奉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之德本，众人爱敬。
于是我还常祈祷观音，保佑他们生一个将来如她一样好看一样性情的女儿，或将来如他一样英俊一样天资聪颖的儿子。
两个月后收到了她的第二封信，一封短信。与第一封信相比，尤其要短。潦潦草草的，只写了一页半。信中只说翟子卿又到南方赚钱去了。说他强调那是一次大机会，一次今后很难再有的机会。说他强调他期待那样一次机会，已经期待了几年了。好比一心获得金牌的国际级运动员，早就期待着奥林匹克一样非去不可，决不能坐失良机。她阻止不了他。他老母亲也阻止不了他。小芹壮着胆子帮着说了几句阻止的话，还被他斥骂了一顿。
看得出她写信时心情是糟透了。
我将那封短信反反复复读了几遍，几乎能背下来。我想这一封信，我必须不顾诺言及时复信。但铺开稿纸，顿觉比第一封信更难回复。
究竟该说些什么呢？
怎么复信都言不由衷，也都欠妥。
于是我又接连几天晚上在观音像前为她祈祷，同时也不能不为翟子卿祈祷。祈祷他马到成功，发一笔大财，尽快回到她和他老母亲身边。
年初我收到了她的第三封信，比第二封信还短。信中只说翟子卿南方之行受骗上当，被坑了五十多万。还说——其实她早已怀孕了，按日期推算，不是翟子卿的，是——我的。
他似乎也明白不是他的，似乎也明白会是谁的。所以他坚决让她堕胎，而她坚决不。
她在信中说反正堕胎已来不及了，那么她就好好儿怀着孩子，平平安安地将孩子生下来。说她早想要一个亲生的孩子。男孩儿女孩儿她都会喜欢，都会爱的。说老人家也猜到了孩子是谁的，但老人家也坚决反对她堕胎。说幸亏有小芹，不但侍奉老人家，还担负起了照顾她关怀她的义务。说孩子生下来后，她和翟子卿也就该干脆彻底地分道扬镳了。并保证，今后决不会因为孩子给我添任何麻烦。说她觉得，做一个只有孩子没有丈夫的女人，未见得不也是一种挺好的活法。
我揣着那封信，独自到家附近的公园里，在石凳上呆坐了两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内吸光了一整盒烟。
那一天是星期天。
许多年轻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在公园里玩儿。草地上处处可见男孩儿女孩儿奔过来跑过去的活泼身影。孩子们快乐的笑声此起彼伏。
后来我按着打火机，将那封信烧成了灰烬。
一阵轻风掠过，黑蝴蝶似的一团纸灰，在我脚旁盘旋了几圈，依依不舍地随风而去。
我望着它被吹散得无影无踪，只想永远地在那石凳上坐下去，坐到老，死在那儿……
后来儿子出现在我面前，说家里来了一位编辑。
“爸，你一个人吸了这么多烟？”
儿子愕然地瞪大了眼睛。
我说：“回家后别告诉你妈。”
儿子讷讷地又问：“爸，你心里烦是不是？”
我老老实实地承认：“是的。爸爸心里从没这么烦过。”
“因为……想写，又写不下去？”
“不，比那还糟。”
我牵着儿子的手，更准确地说，是小学五年级的儿子牵着我的手，像牵着一位双目失明的爸爸一样，将我领回了家。
我默默对自己说，如果我不再见她一面，我还算个男人吗？至于翟子卿作何感想，以及将会怎样对待我，随他的便吧。我才不在乎！我什么都不在乎了！一个女人腹中怀着我的孩子已经再有几个月就该生下来了，我必须赶到她身边去！
然而不久我的老母亲病了。
在哈尔滨我依旧住那一家宾馆，依旧住那一层。仿佛，我与那一家宾馆那一楼层，也结下了某种“缘”似的。只不过这一次住东侧，而前两次住西侧。楼层服务员姑娘们一个都没换。她们对我早已熟悉，我对她们也不陌生。她们有她们的另一种“非缘”的解释，说那一层楼是专为招待外省市来哈尔滨的领导干部的，所以一般情况之下不安排“闲杂”住客。我是作家，与“闲杂”似乎有着点儿区别，属于破例安排。其实，更真的“一般情况”，乃因那是最高一层，许多人不情愿住。在她们心目中，也许恰恰相反，我可能正该归在“闲杂”的中国人一类。
她们接近时瞧我的目光，或远距离望我的样子，使我觉得，似乎和先前有所不同了。仿佛是在瞧着或望着一个被抛给了社会舆论热点的人，好奇心似乎还掺杂着同情。
我想我并没什么很值得她们同情的。
然而心里不免形成了疑问。
住下后我问她们中的一个——哈尔滨可有什么新闻？
她说：“这年头还能有什么事儿算得上新闻啊！”
我说：“也对也对。”
她问我：“此次回哈尔滨处理什么问题？”
我说：“一个写小说的人哪儿有那么多问题需要处理啊！”
她笑笑，笑得意味深长。
我也笑笑，笑得并不自然。
闲闷无事地挨熬过了白天，终于挨熬到了晚上，于是我在房间里拨通了她“自己的家”里的电话——不料接电话的是另一个男人。声音很粗，口吻烦躁地问我找谁。
我犹豫片刻，说出了她的名字。
“打错啦！”
对方啪地挂断。
我想怎么会错呢？如果她的电话号码变了，肯定会在信中告诉我。
于是又拨。
“同志，是吴妍家吗？”
“不是！”
“不可能不是啊，明明……”
“你打错了就是打错了，啰唆什么！讨厌！”
对方恶声恶气，我先自放下了电话。
我发了半天呆，鼓足勇气，又往翟子卿家拨电话。话筒里却有另一个女人的声音礼貌地告诉我：“对不起，这一个号码已经取消。对不起，这一个……”
我不愿再迷茫地发半天呆，披上衣服，决定马上就去她家。
敲了几分钟门，室内毫无动静。
我想我记错了街道？记错了楼？记错了门洞或楼层？
于是满腹狐疑地退出到楼外。
街就是那一条街，楼也就是那一幢楼，三单元四层二号，明明并没错。
于是我再次入楼，再次敲门。
从楼底层上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儿，一手拿着晚报，一手拎着装牛奶瓶的小小塑料提篮儿。她经由我身旁迈上楼去，在楼梯间放慢了步子，站住了，扭回头自高而下地望着我，低声说：“他家没人了。”
我一时没明白她这句话的准确含意，懵懵懂懂地问：“他家搬走了？”
女孩儿摇摇头。
“他家奶奶死了……他家阿姨也死了……”
“……”
“他家已归别人住了。别人正重新装修，说是要冲邪气。”
“女孩儿，别胡说，这不可能的。”
“我没胡说，是真的。我爸妈还不许我乱讲呢，怕后搬来的人家听了犯忌。要不是冲着他家奶奶和阿姨活着时对我好，我才不告诉你呢。”
我正欲接着问什么，女孩儿已转身噔噔奔上楼去了。
我并没在那扇别人的家门前怵然。我根本不相信那女孩儿的话。两件事连在一起想——电话“错了”和“奶奶阿姨死了”，我心中的疑团反而似乎释开了。我认为这必是翟子卿的谋略。他必是预料到了某一天我会突然而至，他已不愿再见到我。排除我和她的关系，在黑河，在黑龙江堤的台阶上，我们最后一次长谈时他已表示不愿再见到我了。那么在我和他之间，又揉进了我和她的暧昧，他更加不愿再见到我丝毫也不奇怪。说不定那女孩儿，那恶声恶气接电话的男人，这幢楼里的许多人，以及宾馆里那几位瞧我或望我时目光异样的服务员小姐，都统统被他用钱收买了，成了他的“帮办”。但以这样的谋略打算再次从我的寻访中永远消失，也未免太“翟子卿化”了，而且简直是一个自渎式的谋略。
我想我既然来了，不见到她我是决不会轻易离开这座家乡城市的。没有什么人的什么方式能阻止我再见到她一面，至少再见到她一面。
第二天我便开始了在这座城市里的寻访。
我当然只能从熟悉他的那些人开始。我也就认识几位熟悉他的人，他们都曾给过我他们的名片。
“你知道，钱，对翟子卿意味着什么吗？”
在一位现代社会心理学博士的家里，他一本正经地问我。
我回答：“他说过，金钱本身即生活。”
他又问：“典型的拜金主义者的逻辑，是不是？”
我说：“是。”
“很粗鄙的逻辑，是不是？”
我沉默。既然翟子卿已不再是我的朋友，我也就不便回答了。坦率在这种情况下总是会有攻讦之嫌的。我不愿被一位社会心理学博士从心理方面看轻我。
他笑了。
他呷了一口茶之后说：“但凡够得上是一种主义，总是多多少少与信仰联系着的，你还有信仰吗？”
我想了想，回答：“有。”
“什么？”
我又想了想，回答：“民主与科学。”
他又笑了。又呷了一口茶。
“好。不愧是作家。还有勇气回答这个现代人最尴尬的问题。回答得也很体面，不俗。但是，很体面很古典的回答，不一定就是虔诚的回答。我们现代人越顾及体面，反而与我们存在于斯的社会真实相距越远。我们越装出古典的样子，我们反而变得越虚伪了。请允许我斗胆再问一句——你回答之前，你在犹豫，你在暗想，你在心里掂量你的话。我们这不是在进行面试啊。如果信仰是一位口语表达能力良好的人经过犹豫、暗想和掂量才能回答的，那么对这个人而言，他们回答的并非他的信仰。只不过是他选择的一种答案。信仰是那种根本不必犹豫不必暗想更不必在心里掂量就能脱口而出立即回答的东西。它所代表的虔诚也正体现在这一点上。当然，必要的时候，还体现在为之奋斗，为之捐躯。作家，你时刻准备着吗？”
“这……”
我一时语塞，不禁大窘。
我不愿一进门就直掷给对方一连串问题，三分钟内获得答案转身就走。目的性如此之强的造访，谁是主人谁都会反感的。我一心想迂回地接近我的目的，在对方不知不觉中获得到我急于获得的答案。所以，我也就只好任由博士向我证明他不愧是一位博士。
一位社会心理学博士，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常使你觉得像一头瘆人的怪物。因为“它”往往最使自认为有文化的人感到心理别扭，所以往往也最被自认为有文化的人讨厌。这么一些人讨论人的心理现实的时候，也正是彼此都要掩饰起在心理现实面前的虚伪和尴尬的时候。他已持矛在手，我只得举盾。我所要逃避的，正是虚伪和尴尬。孰料我还是粘在虚伪和尴尬织成的网上。
“别不好意思。承认事实本身应当是一件坦然的事情，而不应当是一件不好意思的事情。真的，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也是一个没了信仰的人。彼此彼此。尽管我的职业经常使我不得不面对信仰问题，但那不过是工作，而非热忱，好比木匠经常接触钉子。从马路上随便拉十个中国人来问问，大概有五个人发愣，三个人坦率告诉你让信仰他妈的见鬼去！一个人说谎。最后一个人，将会像你一样，需要经过犹豫、暗想和掂量才能作出似乎体面似乎古典的回答。其实，没有信仰也并不可耻。我以学者的身份访问过德国的慕尼黑，一座非常美丽清洁的古城。一个德国，一个日本，曾是这地球上最善于创造现代的种种主义的人。过去了‘纳粹主义’和‘武士道精神’，他们对种种主义也就是对信仰的创造性终于疲软了。慕尼黑最大的啤酒店里，常有几百人在一起喝啤酒。有一天我也在那里喝啤酒。我突发奇想，打算问一百个人，他们信仰什么？我那么做了。一半左右的人信仰上帝，多数是中老年人。而另一半年轻和较年轻的人，几乎全都坦承他们并无什么信仰。问我人为什么非要有一种信仰？为什么非要追求一种信仰？竟问得我答不上来。”
我也呷了一口茶，尽量耐着性子听。
“翟子卿这个人很值得研究。许多人没信仰不觉得缺少什么。许多人丧失了信仰也不觉得丧失了什么。正如我在慕尼黑问过的那些德国人，没有了信仰或丧失了信仰，并不影响他们快快乐乐地喝啤酒，无忧无虑地生活。还有许多人，已因为丧失了信仰摆脱了信仰，才更加活得精精神神潇潇洒洒有滋有味儿。但对另一种人就不行，他们仿佛没有信仰就活不了，起码是活得营养不良似的。没有信仰，他们就会从现实中抓住什么替代物，想象成是信仰。大猩猩丢了崽子就会发怒，就会痛苦嚎叫。但饲养员扔给它一个布娃娃，它往往就会爱那布娃娃，想象那是自己的崽子。翟子卿便是这么一个人。可是如今你叫他信仰什么？上帝或耶稣？或像你刚才回答的——民主与科学？都是很具体的信仰，但都很抽象。好比你必须扔给丢了崽子的大猩猩一个实在之物。并且，在现实中，真正虔诚的种种主义的信徒已很少，比信气功的人少多了。翟子卿是这样一种人，第一他得信仰什么；第二，他得看到，他所信仰的，乃有着亿万和他一样的信仰者；第三，在这个前提之下，他要求自己是最虔诚的一个。你说，在中国，在目前，他除了牢牢抓住钱这种一切实在之物中最实在的替代物，究竟还能抓住什么别的东西？……据说他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是不是常有迷津于某种目标的心理倾向？”
“你……怎么知道？”
我回忆起了他当年的作家梦和大学梦。
“我是干什么的嘛！这用不着和他深谈。”
对方十分得意起来。
我终于按捺不住，矜持地问：“我此次回来，去过他家，可……他家搬了。”
“噢？搬了？搬哪儿去了？”
“我也正想问你呢。”
“是啊是啊。你也正想问我呢。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了。你上次走后，我们好像又见了一面。让我回忆回忆……对，是又见过一面。过年前后，他来拜年。当时我还挺纳闷儿，他这个人，怎么给我拜起年来了？这茶，就是他带给我的。茶是上等名茶，不过是红茶。我不太习惯喝红茶，家里也没人喜欢喝。反正不是自己花钱买的，将就着喝吧。”
我忍不住打断他的话：“还听人说，他老母亲死了……他妻子也死了。”
“噢？”
“我以为，能从你这儿了解到些什么……”
“我倒没听人说过。我没工夫总想到他……死了？都死了？这……简直太……太他妈的绝妙啦！”
博士站了起来。在不宽敞的客厅里来回踱步，显出又兴奋又踌躇志满的样子，说：“我正在写一篇关于中国新生资产阶级的论文，独辟蹊径，打算将心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比方宿命论、因果论什么的结合起来……你等一下，我马上就可以打电话证实。”
于是他抓起电话就拨……
“阮桑吗？我是青平啊！喂，听着，我希望你能证实一下——翟子卿的老母亲和妻子，是不是都死了？嗯，嗯，嗯！嗯！这确切与否对我很重要，以后再告诉你。”
放下电话，他显得更加兴奋，脸上兴奋得红光焕发。他搓着双手对我说：“没错儿，是都死了。可怎么死的，阮桑也不清楚。大家都活得很忙碌啊！这样，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去找他当面问，也许他能告诉你些更详细的情况。你见过他的。”
于是他找到笔，就站在写字台前，唰唰唰极快地写好了交给我。
“中国太伟大了！中国确实很伟大。神秘主义、宿命论、因果论、报应论，都未必是邪说。一与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相结合，这世界就有可能被解释清楚了——对于我那篇论文，翟子卿这个人现在的心理状况怎样，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幸亏他还没死，还留下了研究线索。你一打听到他的下落，及时用电话通知我行不？……你说话呀！哎，老兄，你怎么了？你没事儿吧？”
“行……我没事儿。”
“那你脸色怎么变得这么苍白？”
“一时心动过速……老毛病了。”
我硬撑着从沙发上站起来。我的心率并不过速。相反，它仿佛停止跳动了。
“哎，你带走几盒茶叶吧？他当时给了我不少呢！我今年一年也喝不完。”
“不，谢谢。我……也不太习惯喝红茶。”
我没能从他家走出多远，两腿就发软无力了。我缓缓坐在马路沿上，觉得自己仿佛不是在家乡城市里，而在一场朦朦胧胧凶兆四伏的梦里。北方的最后一场雪最初一场雨混合着悄悄地就下了起来。如同一整套千疮百孔的破棉絮罩降下来，天地间阴冷憋闷而且湿嗒嗒的。一辆车从我身旁疾驶而过，将湿嗒嗒的雨雪的混合物溅了我一身一脸。仿佛压死了一个冷血的活物，脑浆和冷血溅向了我似的。那一团梦魇好像具有强大的吸卷力，要把我吸卷到更阴冷更憋闷也更黑暗的地方去。而我僵坐在那儿乃是能避免的唯一方法。
叫阮桑的是翟子卿宴请过的那位记者。他约我在一家歌厅会面。
“我最后一次见他就在这里。那一次他高明地赚了十几万，甩出一万请朋友们玩玩，高兴一番。他自己也借机会轻松轻松。其实我和他又算是什么朋友呢！这个红火的时代，称得上是朋友的人们之间，反而没空儿也没情绪聚聚了。常往一块儿聚的，说穿了，都是彼此需要常利用利用的关系，也可以叫作‘互相帮助’吧。今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句话，有了另一层注解。不过我还是挺感激他的。通过他，我才深入到了他那个圈子里。他上次宴请时你见到的几位，其实都没资格成为他那个圈子里的人，都是他那个圈子的边缘人罢了。他那个圈子，是他真正的精神王国，是我们这座城市，也是我们中国当前社会一个特殊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的圈子……”
记者的口吻，似乎比博士的口吻更权威，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谈论到翟子卿，都像医学院的教授谈论动物或人的某一脏器。他们并不轻蔑他。我丝毫也没感到他们流露着对他的轻蔑。他们既不乏谈论他的兴致又对他完全没有对一个熟悉之人的任何感情，还仿佛都希望有人倾听他们谈论他。似乎谈论他是他们对这时代这社会能进行的一次准备最充分最自信也最得意的答辩……
“都是些所谓‘款爷’。当然其中也没什么真正说得上是‘大款’的人物。他在他们中是最财大气粗的了。其余的各有五六十万、四五十万、三四十万不等。他在他们中并非最年长的，有几位比他还要大几岁。由于他钱最多，他们一律称他为‘大哥’，在他面前表现得毕恭毕敬。无论什么事，哪怕打算离婚打算养妾打算贿赂哪个有权者打算勾搭哪个女人，似乎都愿听听翟子卿的看法。他这位‘大哥’，被公认是他们中最有头脑最有思想最不感情用事也不意气用事的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翟子卿这小子的头脑绝不比你我差，也许还是一个在天赋和智商两方面比你我都高得多的人，对时代对社会的认识能力和思想深度，显然高过你我的水平。从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返城知青，混成一个曾拥有过二百来万的人物，那会是一个笨蛋吗？只要他说出了他的看法，他们都会予以高度的重视。但他们决不在怎么赚钱方面请教他，他也决不在这方面义务提供经验。这是他们中的一条规律。在他们之中，一个人可以告诉你别人如何诱奸了他老婆或他老婆如何委身于别人这种难以启齿的事，但决不会向你透漏他如何赚了一大笔钱的过程。”
这时有人踱上歌台唱歌。我赶紧朝歌台扭过头去，唯恐对方发现我脸红了。唱歌的是个时髦女郎。她在一吟三叹地轻唱《小芳》。
时髦女郎也唱《小芳》，而且唱得情感那么投入，使男人，至少使我这一个男人听了，觉得恍如活在一个性别倒错的时代似的。
《小芳》使我想到了她……
我的心在暗泣……
“翟子卿还是他们中某些人的孩子的干爸。总之一句话，我觉得他在他那个精神王国里，简直就是一位国王，起码也可以说是他们全体的一位教父。他这位教父，站立在用他的钱垒成的“圣坛”上，我想他内心里肯定是很累的。他肯定会时常感到，他站的是不稳的。每知道他圈子里的哪一个人又赚到了一大笔钱，我想他内心里必会惴惴不安，产生严重的危机感。唯恐他们中哪一个人某天突然宣布，拥有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他了。那样，他在他们中的教父地位，就只有让给别人了。在那一个圈子里，谁应该更有地位，谁应该更受尊敬，不看别的方面，就看你是不是钱最多的一个。你不是，你就不配，没什么可商量的。在别的圈子里，在别的人们中，他并不能真正获得他已然获得的尊敬。他没资格充当什么教父式的人物。光凭有钱是不行的。比如你或我，可能暗暗羡慕过他，可能嫉妒他，嫉妒得要命，可何曾尊敬过他呢？尽管他是你早年的挚友，你因为他有钱而更尊敬过他吗？”
我沉默。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我必须倾听他谈论翟子卿。如果我不尽量充当一个使他发生好感的基本听众，我怕他未必真肯告诉我翟子卿在哪里。那么我也就无法知道老人家和她究竟是死是活。只有翟子卿亲口证实，我才会最后相信。
“他在心理上，在精神上，只能依赖于他那一个小小的圈子。其实咱们这号人，在这一点上和他是一样的。也是心理上精神上只能依赖于这个‘坛’那个‘界’的，还不都是些小小的，社会阶层构成的圈子吗？举个不恰当而又很恰当的例子——好比黑社会的圈子吧。当然啰，在咱们中国，更准确地说，在咱们主体中国也就是大陆，目前还没形成什么具有组织规模的，内部结构比较成熟的黑社会。那干脆说是流氓团伙吧。谁被剃过头，也就是坐过牢的次数多，谁的团伙地位就越高，就越受尊敬，就越有资格目空一切颐指气使。当一个社会只剩下了一种价值观念取向——金钱的时候，那就跟在流氓团伙里只崇尚暴力及典型的暴徒道理是一样的。”
歌台上，时髦女郎不知何时已经下去，正在唱着的是一个大腹便便的痴肥男子。五音不全，节拍不准，唱得别提多糟，像一头生了重病的河马在呻吟。
妹妹你坐船头，
哥哥在岸上走……
阮桑无法谈下去，我也无法听下去，我们都皱眉望向歌台。我望向歌台皱着的眉皱得更紧了，他望向歌台皱着的眉却顿然舒展……
痴肥男子唱完后，竟获一片掌声。还有两名少女奔上台，向他献花，一左一右当众吻他。如今的某些少女看去太像少妇，如今的某些大姑娘却打扮得天真烂漫的少女似的。她们究竟是少女，是少妇，还是所谓“大姑娘”，其实我也不能判断得很准确，不过认为她们是少女罢了。
痴肥男子捧着两束鲜花，在歌台上骄矜地说：“感谢诸位鼓励，再露一手！”
于是他又唱起来。不再是河马的“病中吟”，而是狮子的“发情吼”了。
五谷子那个田苗子，
数上高粱高。
一十三省的女儿哟，
数上蓝花花好……
我以手势招来侍者小姐。她不得不朝我弯下腰，我冲着她耳朵大声说：“小姐，能不能请那胖子小声点儿？”
她摇摇头，也冲我耳朵大声说：“不行的，人家那位先生预付了钱。”
阮桑向我探过身，同样大声说：“何必呢，他总有唱完的时候。”
侍者小姐用更大的声音对我说：“两位要图安静，可以每人再加一百元，请到楼上的小单间，是封闭的，那就不受干扰了。”
我则急忙摆手。
痴肥男子终于唱完，可是却并不愿从台上下去，四面向为他捧场的男人们抱拳致意，向为他喝彩的女人们从肉嘟嘟的两片肥唇上刮下些吻乱抛乱撒。
记者阮桑说：“我认识那胖子。翟子卿圈子里的一个。原先被认为最没赚钱本事的一个。可也正是最没本事的他，设下圈套，坑了最有头脑最有本事的翟子卿三十多万，使翟子卿在那个圈子里当不成大哥了，给了翟子卿一次终生难忘的惨痛教训。这就叫‘大意失荆州’嘛！如今他反倒取而代之了。为他捧场的，也都是他们那一个圈子里的人和他们豢养的一些女人。也应了翟子卿那句话，只要你钱多，你唱歌不好听也好听了。典型的一个‘坑友族’，当他们在圈子以外赚钱难上加难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互相坑骗……”
“你能告诉我翟子卿他现在何处吗？”
“我怎么知道他现在何处呢！我也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了。没闲工夫总追踪他这种人的行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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