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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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9章
一九四四年秋季的一个下午，天高云淡，太阳看去很沉，如同灌满血浆，却又不那么情愿西坠。国家满目疮痍，哀鸿遍野。华北平原的这一片大地上，具体说是北平和天津之间的田野，高粱红似火。公路两侧，除了高粱，还是高粱，比火更红。于是，也接近着血色了。红得接近着血色的高粱，一片连一片，一望无际；这一片大地，渗入了很多中国人的血，死于战乱的，是黎民百姓的中国人的血；直接死于战役的，是军人的中国人的血——先是军阀和军阀之间的战争要了很多中国人的命，后来更多的中国人为了保卫这一片土地而捐躯。在高粱之间，矗立着一座座日军的炮楼，像狂野非洲的一座座蚁穴。
斯时，夕阳的余辉洒在一片片高粱穗上，使成片的高粱看去是更加血红。在一座炮楼上，有一名年轻的日军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瞭望——红得接近着血色的一望无际的高粱，使他的胃剧烈地疼了起来。
日本人不爱吃高粱米，爱吃大米。不是他们挑食，全世界人都如此。在他们日本，不论穷人还是富人，一向是吃大米的。区别仅仅在于，富人一向吃优质的大米，而穷人吃的是劣质的，并且一向吃不饱。
爱吃大米的些个日本兵，自从成了这一片土地的占领者，进入了那些炮楼，就再没吃过大米了。只有驻扎在县城里的日军军官们才吃得上大米——从东北运过来的，甚至是远从朝鲜运过来的。在东北，在朝鲜，日军强征也就是掠夺了去的大米，得供给他们的关东军吃，而且总是不够。
所以驻扎在炮楼里的日军，他们的肠胃几乎都因为长期吃高粱米而吃伤了。
他们恨那成片成片一望无际的高粱。
但即使恨，那也得抢。否则，连高粱米也吃不上。
而这个季节，正是他们离开炮楼窜到附近农村去抢粮食的季节。他们监视着中国农民收割；监视着农民将收割了的高粱集中到晒场上去，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碾压、去壳、装袋、装车，赶在天黑前运往炮楼。如果他们不这样，连高粱米也吃不上。
韩王村里，日本兵正呵斥着中国农民们往马车上堆放高粱米袋子。最后一袋装满了高粱米的袋子也扔到马车上之后，为首的日军小队长藤野命中国农民们聚拢在一起，开始训话。他原本是驻扎在县城里的日军最高长官的机要文书，会说不少中国话，因为犯了过错，被贬出县城，当了炮楼里的一小队日军的头目。他是用中国话来训话的。他喜欢用中国话来对中国人进行训话，觉得那会使他显得是一位有文化的因而特文明的占领者。他训话的内容大致是——大日本皇军不爱吃高粱米，爱吃的是大米！从明年起，不许再种高粱，必须种水稻。种水稻，那才是大大的良民。继续种高粱的话，统统死啦死啦的！……
其实，那些中国农民们的胃肠，十之八九也由于连续多年吃高粱米而吃伤了。在这一带的农村，患胃肠病的老人和孩子多极了。但那样他们也宁愿种高粱。让狗日的鬼子兵吃高粱米全把胃肠吃伤了，是他们巴不得的事。他们是农民，不是军人；既不能亲自拿起枪来消灭侵略者，那么搭赔上自己的胃肠，自己老人孩子们的肠胃，把鬼子兵们的肠胃也吃伤了，亦大快事。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为了抗日，死都不怕，稍有点儿爱国心的中国人，难道还顾惜自己的胃肠吗？何况，只有长势良好的高粱地和玉米地，在整个夏季才能构成青纱帐；而青纱帐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敌后武工队消灭日伪军的有利掩体。国民党的正规部队，由于难敌在武器装备方面占尽了优势的日军，不得不进行战略性的撤退，使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大受影响。幸而还有敌后武工队在日军占领区坚持武装抗日的活动，人民便还能看到着几线胜利的希望。所以，尽管这一片土地上曾经麦海无边，但自从被日军占领以后，中国农民却宁肯改种高粱了——种高粱就是爱国，种高粱就是支持抗战！自然，平均每亩地上的高粱的收成，比之于小麦确实是要多不少的。但这一带的中国农民们的抗日觉悟普遍很高，他们首先算的是种什么才对抗战有利这一笔大账。又自然地，种高粱、玉米也等于是在种青纱帐。但一俟成熟，县城里的，炮楼里的日军、伪军，往往倾巢出动，开来他们的卡车，强征了马车、牛车乃至驴车，与中国农民抢地里的收成，成车成车地拉往县城和各个炮楼。比之于高粱，对日伪军们，玉米是更容易抢的。从棵秆上掰下玉米棒子，往车上一扔，拉回去就完成了抢的任务了呀。并且呢，吃起来也省事。最懒的办法就是直接煮了玉米棒子来吃。在大米、玉米和高粱三者之间，玉米是日伪军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他们不像恨高粱那么恨玉米。他们军中的营养专家向他们宣传，玉米的营养成分比高粱的营养成分要高些。他们的胃肠消化起玉米来，实际的感觉也舒服一点儿。在中国农民方面，经过了教训后，连玉米也不种了，只种高粱了。
日伪军们对这一点恼火透顶。是的，他们的胃肠消化起高粱米来，确实有些受不了啦，却又拿中国的农民们干没辙。不想吃高粱米了？想吃玉米了？可以啊！就是想吃馒头烙饼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就改种小麦好了！这一片中国的土地上，原本就是麦田相连的嘛，我们中国人也早就想吃白面了！谁不知道白面比高粱米好吃呢？可是，拿种子来！种什么收什么，这个道理你们日本人那也是应该懂得的。玉米种也罢，麦种也罢，反正我们是没有的。不拿种子来，那我们就还是得种高粱。中国农民又不是神仙，怎么会春天种下去高粱，秋天收获的是玉米或小麦呢？日军拿不出玉米种，更拿不出麦种，所以也就只能一直痛苦地吃着高粱米。倒是伪军，有时竟还能吃到馒头和烙饼。了解中国人的自然还是中国人。他们知道有些农民家里多少还藏着麦种，并且在不易被发现的地块，一直偷偷种着麦子，为的是使自家的老人和孩子，一年里可以偷偷吃上几顿面食。也是为了抗日的人们来到时，临走能带些面粉去。所以伪军们常溜到村里，威逼带哀求地，直至吃上顿面食才肯走。往往，两碗疙瘩汤外加单饼卷韭菜或卷大葱，就能打发得他们心满意足了。一九四四年后，从官到兵，伪军们是更伪了；国际反法西斯战局开始呈现明显转机，不利于小日本的消息频频传入国内，他们皆内心恓惶，意识到应给自己留条后路了，不太敢像以前那么肆无忌惮地为虎作伥了。对于日军，不再悠悠万事，效忠为大了。能敷衍一下，也就敷衍而已了。能骗一下的事，也就干脆骗过去拉倒了。他们常二三结伴地溜出炮楼，去到附近的村里，一为寻觅点儿好吃的，解解馋；二为跟农民们套套近乎，倾诉一下以前做恶事时的迫不得已，当伪军的无可奈何与苦闷。不管是发自真心还是虚情假意，总之确实开始和农民套近乎了。对于他们，一根黄瓜、几个柿子那也算好吃的，平常他们猫在炮楼里连青菜也吃不大到，更不要说时令瓜果了……
但是训话的藤野却并不认为，或者说并不觉得皇军的侵华战争正在走向穷途末路。当然，他也不认为自己是在参与侵略。恰恰相反，他确实很信“大东亚共荣圈”那一套说法，所以也就认为自己参与的确实是一场“圣战”。至于对中国人进行的屠杀，他认为那是完全必要的“震慑”。不抵抗，不就不“震慑”了吗？他认为中国人的抵抗是很不明智的，打不过，臣服不就得了吗？甚至还认为，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是亚洲兄弟之间的关系——日本虽然领土小，人口少，但是世界上的军事强国，理应做老大；而中国，虽然领土大，人口多，但国力虚弱，皆“东亚病夫”，那么就应该将领土拱手相让，就应该乖乖地当“小弟弟”，一切听老大的。如果不听，老大狠狠地教训“小弟弟”，直至教训得百依百顺，这是完全合乎中国人几千年内常言的那个“道”的。日本靠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使全体中国人明白中国那个“道”是甘当奴隶的意思，实际上是对中国所进行的武力的“文化启蒙”——这么简单的道理，中国人怎么就是想不通呢？
在一九四四年的秋季，在藤野这一个日本下级军官的内心里，充满了焦虑。“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用毛泽东后来写的这几句诗词形容藤野当时的焦虑心情，那是特别恰如其分的。依他想来，大米就快有了，面粉就快有了，皇军整天吃高粱米的日子就快结束了。为了让皇军不但尽快吃上大米白面，还能尽快吃上鸡鸭鱼肉，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替皇军对中国农民进行思想教育。
他满口说着“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的美好愿景，说得连自己都很陶醉都很感动了。当然，有些话他说得也是特别严厉的。
“明年的，高粱的，统统的不许再种！大日本皇军，高粱的不爱吃！种高粱的，死啦死啦的！种水稻的，大大的良民！种小麦的，也是大大的良民！大米，白面，皇军的爱吃！你们的，要大大的明白！……”
藤野在些个中国农民们面前踱来踱去。他双手戴着雪白的手套，右手按在刀柄上。说那些话时，胃在疼，忍着。他脸上的表情不但严厉，而且目光中射出杀气。不远处的一马车高粱米使他腻歪透了。可是再腻歪也得拉回去呀，不拉回去自己和手下又吃什么呢？总不能喝西北风吧？
些个中国农民，皆低着头听他吼，全当是听驴叫。
忽然，不好的事发生了——一头小猪崽不合时宜地出现，一边喜悦地哼哼着，一边将嘴巴插入高粱堆里大快朵颐。
藤野的目光完全被小猪崽吸引了过去。
十二名日本兵的目光也都被小猪崽吸引了过去。
村里早已没有鸡了。因为日本兵总来抢，农民们干脆不养了。公鸡母鸡都不养了。农妇们的手，已经两三年没捡起过鸡蛋了。
藤野们的胃肠，也已两三年没挂过油水了。那头小猪崽，在他们眼里变成了脆皮焦黄的烤乳猪——它也就三十来斤那么大。
藤野戴着雪白手套的右手离开了刀柄，朝小猪一指，口中喊出了一道命令。于是十二个日本兵，一齐去逮小猪。有的放下了枪，一扑又一扑的，企图将小猪扑着。有的用刺刀捅，巴不得一下子将小猪捅死。然而那小猪蛮机灵，在围追堵截之下，左闪右避，冲突腾挪，看去无所畏惧，似乎以为是些人在与它闹着玩。周旋间，居然还顾得上再拱一口高粱吃。这乃因为，炮楼里的日伪军一出动，主人便牵着它，跟随村人们往村外躲避，所以它对人不那么怕了。再者，秋季的晒场是它的最爱，是可以往饱了吃几顿的地方，是不甘心被轻易撵走的地方。
村人们都抬起头来了，面无表情地望着那情形，替小猪暗暗着急，希望它能识时务点儿，赶快跑掉。
藤野面无表情地望着，终于望得没了耐性，一挥手，大吼了一句日本话。
于是牵着狼狗的日兵放开了狼狗。狼狗也早已捺不住攻击的性子，一蹿一蹿的，要不是被绳套拽住着，一开始就冲过去了。此刻日兵松了手，狼狗如箭射向小猪。它可比那些日兵们顶事儿多了，三下五除二，转眼将小猪扑倒了。
一名日兵倒提小猪两条后腿，咧嘴笑着走到了藤野跟前。藤野脸上也终于露出了笑容，其他日兵也都眉开眼笑。而小猪自然感到了恐惧，可怜地吱哇乱叫。
藤野一摆头，另一名日兵解下鞋带，相帮着将小猪四蹄捆住，扔到了装满高粱米袋子的马车上。
“太君，太君放了它吧！它还太小呀，又瘦，没多少肉的。等把它养大了再让太君们吃行不行？那时太君们吃到的肉会多一些不是吗？……”
村人中走出了六十多岁的韩大娘，迈动一双小脚，一边向藤野跟前走，一边哀求。那小猪是她家亲戚好不容易从山东带过来的。河北这一地区的农村里，已经很难再见到小猪了。农民们早已不养猪了，养了岂不等于是为日伪军们养的么？那还养它干什么呢？若非亲戚千辛万苦地带过来了，韩大娘家也是不养的。可既然带过来了，就只好偷偷养着。这一养，便养到了那么大。而能养到三十来斤，除了韩大娘倍加爱护，也实在应该说那小猪命大。韩大娘对它可有感情了，非一般养猪的人对猪的感情能比，接近着是一种患难情愫。以至于韩大娘一家，从没想哪一天要杀了它吃它的肉。小猪的叫声使大娘心疼极了，她壮着胆子想要救它一命。但藤野毕竟是令她害怕的，看出藤野眼中投射出冷的杀气，她不敢再接近他了，但口中仍重复着刚才那些哀求的话。
藤野笑过一下之后，心里又顿时怒火中烧。他那因吃高粱米吃伤了的胃，疼得更加厉害了。
他一步步走到韩大娘跟前，瞪着她喝问：“鸡的，猪的，都藏在什么地方？你的，说出来！不说，死啦死啦的！”
韩大娘被吓傻了，双膝一软，瘫在地上。
那也得说话呀。不说结果肯定更不好，她明白这一点。她开始后悔了——为了救那小猪一命，自己的胆子也太大了。
她声音抖抖地说：“太君，鸡的，猪的，统统的没有……真的没有……我们不养那些操心的东西了……”
藤野朝马车上一指：“那是什么？”
依他想来，情况肯定是这样的——这个村的中国农民，肯定在什么地方偷偷养着猪，养着鸡，肯定在什么地方偷偷种着水稻和小麦；那么，有时候就可以偷偷吃上大米白面和鸡肉、猪肉、鸡蛋了！而皇军却只有高粱米吃！如果不离开炮楼到村里来挨家挨户地翻、抢，那就连口咸菜都吃不上，更不要说青菜了！长期吃高粱米的恼火，加上想象出来的被欺骗的恼火，两股火互助着，不但怒火中烧，而且火冒三丈了。
韩大娘朝马车望一眼，恰见那可怜的吓坏了的小猪由于不停地扭动，分明就要从马车上掉下了。车上装高粱的袋子堆得老高，大娘担心小猪摔断了脊骨或摔断了腿，顾不得回答藤野的话，迈开小脚便朝马车那儿走，想在小猪掉下时接住它。
“八嘎！”——藤野一巴掌将韩大娘扇倒在地。
与此同时，小猪也掉在了地上，发出一阵长音的哀嚎。两名日军跑过去，一个揪住小猪耳朵，一个抓住小猪尾巴，甩高粱米袋子似的，又将小猪甩上了马车。之后，互相看着笑，你捣我一拳，我踢你一脚地打闹起来——那是两名年轻的日本兵，看去都只不过二十几岁。
藤野扭头朝他们吼了一句日本话，他们立刻安静了，并都啪地立正了。其他日本兵，也都啪地立正了。所有的日本兵，全将目光望向了藤野。
气氛一时紧张。
村人们原本以为，高粱米装上马车了，出个人将马车赶到炮楼去，一年中最别扭的一天，大约也就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不成想藤野还要训话；更不成想，藤野训话时，韩大娘偷偷养着的小猪还出现了。这真是节外生枝，大家都极为忐忑，一个个屏息敛气。除了那小猪在马车上哼哼，整个晒场鸦雀无声。
韩大娘不敢往起站。她嘴角流出了血，蜷卧于地，嗫嗫嚅嚅地说，那小猪是她从山东来的亲戚捎给她家的，全村就她家有这么一头小猪——她说的是百分百的实话。
藤野却哪里肯信呢！
他穿皮靴的右脚朝韩大娘胸口一踏，将韩大娘踏得仰在地上动弹不得。
“你的，大大的撒谎，死啦死啦的！”
藤野按在刀柄上的右手，随着他的吼叫将战刀抽出了一截。
“不许欺负我奶奶！”
韩大娘的孙子韩柱儿从村人中冲了出去。韩柱儿不但是独生子，还是遗腹子。他尚未出生，父亲就失踪了，离家时说到长白山采参去，一去便没了音讯。小伙子才十七岁半，韩大娘将他拉扯大委实不易，他也很敬爱他奶奶。
韩柱儿双掌齐出，将藤野推得连退数步，差点儿一屁股坐在地上。他刚一站稳，军刀也抽出了鞘。而韩柱儿刚扶起他奶奶，几名日兵步枪上的刺刀齐刷刷对准他俩的胸膛了。
藤野也用军刀指着韩柱儿吼：“烧死他！”
此令一下，几名日兵如狼似虎地将韩柱儿从他奶奶身旁拖走了，拖到了晒场边的一棵大树那儿。转眼间，韩柱儿被草绳结结实实地捆到了树干上。紧接着，一抱抱高粱秆堆向了他，一直堆到了他胸口那么高。
“救救我孙子……”
韩大娘说出那么四个字，身子晃了晃，晕倒了。
乡亲们心里那个急！可都不知该怎么救韩柱儿。大家对藤野之残暴是早有所知的，他在别的村曾下令烧死过一个农民。正因为他很残暴，所以有时候才在中国人面前佯装出斯文的模样。这日军小队长特喜欢玩味自己不但是军人还是一位绅士的那么一种良好感觉，但更喜欢玩味自己可以任意处死一个中国人的种族优势上的感觉。在他看来，中国人尤其中国农民，与一头猪一只鸡或鸭没什么两样，任意处死是丝毫也不觉得罪过的。从前一种感觉过渡到后一种感觉，在他那儿只不过是刹那间的情绪转变，就像汽油沾火就着是刹那间的事情。而后一种感觉，对于他比前一种感觉更良好。至于以什么方式处死一个中国人，那就完全由他头脑之中的第一闪念来决定了。有时是吊死、淹死、刺刀捅死，让狼狗咬死；更多的时候是烧死。听一个中国人在烈焰中惨叫，于他是一种快乐的享受。
村人们一阵骚动后，本能地向前迈出脚步；大家也只有以那么一种集体的下意识来无声地表达抗议；但几把刺刀的刀尖，几乎就要触到前排人的胸膛了，人们只得站住，都束手无策地眼巴巴地望着韩柱儿……
韩柱儿明白自己死到临头了。横也是死，竖也是死，怕死也没用了，哀求更没用了。小伙子便不怕死了，干脆破口大骂起来。藤野听出韩柱儿是在骂他，但不能句句听得明白。些个日本兵也明知韩柱儿是在骂他们，却一句也听不明白。
那时的韩柱儿，一心只想在乡亲们面前死得有种，死得壮烈了。
几名日兵呀呀怪叫着，一个个平端步枪冲向韩柱儿，想要一齐捅死他。
藤野大声制止住了他那几名擅自行动的部下。如果还没点火韩柱儿就被捅死了，那“烧死他”的命令不就等于没下达一样了么？
他可不允许事情的结果变成那样。
他戴雪白手套的左手伸入耳朵似的裤兜，从容地掏出打火机递给离他最近的一名日兵，仿佛一个吸烟的人将打火机递给另一个吸烟的人，仿佛后者也只不过是为了吸烟才需要一下打火机，而根本不是要去点火活活烧死一个人。藤野是吸烟的，不论到哪儿，兜里永远揣着烟和打火机。但在“工作”的时候，却从不吸烟。即使没有比他军阶高的长官在场，自己便是最高长官的时候，也不。他认为好的军官应给士兵做榜样。尽管他只不过是军曹级的小队长，那他也自觉地按好军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当然地，他认为自己确实是在进行严肃的“工作”——一个中国农村里的小伙子，居然敢当众将他这位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军官推得差点儿一屁股坐在地上，不将对方活活烧死以儆效尤，行吗？！而更主要的是，活活烧死一个中国人，其他看着的中国人就会感到恐惧，再问他们什么，他们就不敢撒谎，就会乖乖地如实回答。那么，也许大米就有了，白面就有了，鸡鸭以及鸡蛋鸭蛋和猪肉，也许就统统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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