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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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人类最普遍的价值是平凡的价值。
  
  普遍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九……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话出自拿破仑口才成为名言留传下来,而且大概只有在文学作品和传记中出现才使我们觉得闪耀着什么哲理的光彩。倘一百个士兵喋喋不休地说一百年,也不过是一句漂亮的大话,并会使任何一位头脑正常的元帅诅咒这一百个士兵简直“妈妈的”!
  
  事实上,一万个士兵中能出一位元帅就挺不错了。万人大军人人都只一个心眼梦想当元帅的话,那么这支军队就是拿破仑也根本无法统帅的。是非但不能打胜仗恐怕连打猎也不行的军队。也许还不如一万条猎犬顶事儿。
  
  对于军队,一万名好士兵与一位好元帅是同等重要的。拿破仑最明白这一点,所以他那句名言只是嘴皮子上说说罢了。他才不至于傻到真诚鼓励他的士兵个个都想争当元帅的地步呐!
  
  想当元帅当不上元帅的人说“时势造英雄”这类话,总会使我们多多少少听出点嫉妒的意味儿。而一位元帅说“想当年……”这类话,总会使我们多多少少听出点英雄史观的意味儿。中国人尊崇伯乐,西方人相信自己。伯乐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国粹。故中国人总在那儿祈祷被别人发现的幸运,而西方人靠自己发现自己。十位伯乐永远不如一匹真正的千里马更有价值。如果伯乐只会相马,千里马多伯乐们便无事可干。对马,伯乐是伯乐;对人,伯乐今天包含有“靠山”的引申意。蛇用身体行走,花用开谢行走,石头用坚损行走,东西用新旧行走,生用死行走,热用冷行走,冷用冰行走,有用无行走,动用静行走,阴用阳行走,火用燃烧行走,星球用引力行走,历史用过去行走。
  
  而人,唯有人,用双脚行走。
  
  但是,也有人用双手行走,或曰“往上爬”。
  
  他们不明白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没有人能真正把你拉得很高——你会抓不牢绳索。你凭自己的双脚却可以踏踏实实地走出你自己的路。
  
  用双手“行走”之人双脚必然渐渐退化。
  
  能想到么?姚守义成了一千六百余人的木材加工厂厂长的首席接班人!但他却是个并不想“往上爬”的人。
  
  患有关节炎气管炎肝炎肾炎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病美尼尔综合症的老厂长,住了四个月医院出院后又疗养了半年,终于在他六十六岁生日后的第二百一十七天,正式向林业局党委呈交了离休报告,同时以饱满的热情推荐第二车间主任姚守义当厂长。木材加工厂虽不是了不起的厂,老厂长却是革命资历很长的十一级干部。想当年党给他个木材加工厂厂长当当是因为他没文化,也因为他对革命劳苦功高总得当个什么“长”。木材加工厂只要不失火,是一个适合养尊处优的单位。
  
  林业局党委非常非常重视老厂长的推荐,将这看成是一位老革命老干部对党的一片赤诚和“临终嘱咐”。尽管他好像还能活一阵子。
  
  局党委调查组一行四人来到木材加工厂收集群众意见,了解姚守义的领导能力工作魄力群众基础生活作风各方各面的情况。
  
  群众说:
  
  “谁当都成。谁当都一样。”
  
  “谁持鞭子我们听谁的吆喝呗!”
  
  “这厂像我们老厂长,半死不活的。奖金都三个多月没发了,是该换个年轻人干干看。”
  
  “姚守义?行吧!他们车间的人都挺服他管。”
  
  “他爸是厂里的老工人了!和我们关系不错。他当厂长,不好好干,我们这些老工人往他脸上啐唾沫也没啥。不是他当我们可就不敢了!”
  
  “小伙子不错,年年上光荣榜。”
  
  “生活作风怎么样?”
  
  “生活作风?那是他自个儿的事,又不是征求我们意见他配不配当个模范丈夫!”
  
  “不能这么认为。如今有些年轻人,各方面都具备当领导的水平。一当上,就出生活问题了。一出生活问题,就倒了。审批部门被动得很啊!……”
  
  “那,问他自己吧。我们眼里看他,倒是和本厂的女人没什么不正经的勾搭……”
  
  调查组的工作是深入细致的。了解够了党外群众的意见,又了解党内干部的意见。党内的大大小小干部,对姚守义的印象和评价普遍也还算不错,不失公正。分歧当然是有的。一部分人主张应该大胆提拔年轻干部。再说他已经当了三年多车间主任,他那车间又连续三年是红旗车间,领导能力工作经验都受过锻炼。另一部分人觉得他毕竟还太嫩了点,一下子提拔到厂一级领导岗位上,总归让人有些替他担忧。但这两种看法,并不针锋相对。
  
  却是五十七岁的邢副厂长提出了很严肃的一条疑义——姚守义还不是党员。一千六百余人的企业,交给一个不是党员的年轻人当家,如何体现党的领导呢?党委和他的关系又怎么个摆法呢?
  
  调查组四人面面相觑。如此首要的原则性的一条竟忽略了!他们觉得怪狼狈的。
  
  “姚守义不是党员么?”调查组组长,局组织处副处长,一位正处在更年期的不苟言笑的我党女同志不相信似的问。
  
  “姚守义怎么可能是党员呢?”邢副厂长环视着本厂的党内同志们,慢条斯理地说,“他跟我们党员说话,张口闭口,贵党如何如何的。整党期间,就在这个会议室,他的发言近乎恶毒攻击了。老马当时你也在场,他怎么说的?”
  
  “他说……他说:‘我给党员提四条建议’……”
  
  “哪四条建议,向调查组的同志们详细汇报嘛!”
  
  “第一条,修改党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改成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这么改,再动员群众帮助贵党整党时,贵党的大部分党员干部,较容易通过……”
  
  “接着讲嘛。四条都讲完嘛!吭吭哧哧地干什么?”
  
  “第二条,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党外人士组成。贵党自己监督自己,差不多等于不受监督。比如腐败现象,一旦整到自己头上,不是就整不下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么?……”
  
  调查组的四个人全拿出小本儿记。
  
  邢副厂长默默地吸烟,呷茶。
  
  “第三条,贵党的领导干部,首先自己要继续相信社会主义。其次起码得证明自己的老婆孩子也是相信社会主义的。要不‘社会主义好’光留给老百姓体会,你们去体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老百姓怪过意不去的……”
  
  “第四条更邪乎!说呀,看着我干什么?看着调查组的同志说!”
  
  “第四条么,我想想原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噢,他说,劝贵党今后少谈点主义。老百姓从来不靠主义活着。过去穷苦农民跟着共产党打土豪也不是为了主义,是为了分田地。老百姓活得不好,这国家也没好。别把主义当成个玩不坏的玩意儿。还说,要是贵党非要谈主义不可,就多谈点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只这两个主义如今还跟老百姓有点关系。如果打日本来了个天皇,或者打英国来了个女王,能比共产党早五十年使中国富起来,我姚守义就带头不跟着共产党信马克思主义,而要信天皇信的那个主义,信女王陛下信的那个主义了……”
  
  “听听,听听……”
  
  邢副厂长大摇其头。那样子仿佛会突然拍案而起,高叫“哎呀,怎么得了!”
  
  姚守义当时是在主持会议的邢副厂长三番五次的督促之下才发言的。他的发言引起一阵阵笑声。群众代表们笑,党员笑,干部也笑。只他自己不笑。那天他本不想参加这种会,他原指定两名工人作为第二车间的代表。临到开会,他们推三拒四说什么也不肯扮演代表的角色了。
  
  一个说:“整屁党啊,帮着党整了几次啦。整出点起色了么?还不是越整,党的形象在群众中越灰不溜秋的?”
  
  另一个说:“就是!趁早甭走这过场,拉鸡巴倒吧!往后这种角色,抬举别人好啦。我们不想入党,也犯不着在整党运动中显积极!”
  
  连续三年的红旗车间,没有个群众代表乐意参加整党座谈会,当然有损红旗车间的荣誉。没奈何,他只得自己挺身而出。他一向自称“党外布尔什维克”,非党群众也习惯了如此看待他,以车间主任的身份充当车间代表,似乎也合情顺理。
  
  会开得是相当之沉闷。党员不发言,群众代表们也不发言。尤其那些都有点以权谋私损公肥己的把柄攥在群众手中的党员干部,一个个摆出预备挨整的惴惴然如坐针毡的模样。而作为代表不得不参加这种会的群众,则根本不想面对面地揭他们的底儿。倒不是怕。一九八六年,群众什么话不敢说?是不屑于。一九八六年,被称作群众的最普通的中国人,似乎对什么事儿都不屑于了,评职称涨工资分房子之类的事儿例外。
  
  用群众的话说:“犯得着么?”
  
  “犯得着么?”也成了姚守义的座右铭。许多看不惯听了引起某种冲动的事儿,克制着性情冷静地问问自己——犯得着犯不着?也就都不大犯得着了。这是一种修炼。一九八六年,聪明点的中国人,都挺自觉地朝此涅槃境界修炼着。入厂的头两年,他很不安分。供销科科长将十几立方米的一等木料以边角料的处理价格卖给某县县长,他提意见。可报复他的不是供销科长,供销科长“犯不着”报复他。是群众。群众心里有数,不久便会从那个县运来一卡车精米,每个职工都能不花钱分上三五十斤。至于供销科长分多少?厂里的其他头头脑脑分多少?群众不计较。当官的有份儿,群众也有份儿,就叫为群众谋福利。群众学乖了,学得实际了。不像前几年那么古板那么教条了。反对这种事儿,也许很有斗争性,但究竟能图着个啥呢?屌毛灰也图不着。冒犯了当官的,杜绝了群众的一次便宜,非但“犯不着”,简直“何苦来”嘛!当官的恼恨你,可能还讲个姿态讲个涵养,不显山不显水的,群众恼恨起一个人来,足以使一个人陷入灭顶之灾。
  
  结果是他受到了一次警告:几乎全厂的人串通一气儿似的,见了他都佯佯不睬,以看一个“鸡奸犯”差不多的那种眼光乜斜他,三天内没一个人跟他说句话。以后他才领悟到,那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温和的警告。
  
  他三个晚上没睡好觉,彻夜反省。骂自己:活该!姚守义你他妈的以为你是谁?再有这种事儿你提意见你是全厂人的孙子!
  
  他不是个傻瓜。一次小小的温和的警告,也使他学乖。北大荒返城知青那种愤世嫉俗敢于直言的勇气,他是从此鼓不起来了。连严晓东那种当年揭竿而起二十余万返城待业知青大游行的发起者组织者,如今也常常在现实面前三六眼观英雄气短了,何况他姚守义哉?
  
  半袋子精米扛回家,老父亲老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
  
  母亲一把把抓起来细看,说:“这米真好,这米真好。这是地道的‘赛珍珠’,瞧着生的就想吃。”
  
  父亲欣慰地瞅着他,教诲道:“我在厂里干了一辈子,没分过什么。看来厂里现时是搞活了。哪个单位都讲搞活,不搞活还行?不搞活工人们肯正经干?你要不惜力气,对得起这厂。争取当上个锯工,那是技术工种!”
  
  他苦笑着嘿嘿然而已。
  
  母亲就用那精米做了顿米饭。的确好米,一粒粒闪耀着乳白色的光亮。他吃了两大碗,觉得从未吃过那么香的米饭。
  
  学乖了,反而感到在厂里做人并非自己想象的那么难。只要不惜力气,闲事莫管,闲事莫问,奖金还是公道的。
  
  邢副厂长二儿子要结婚,家里“住不开”了,得扩展出一间,是他带着几个工人去出的力,连小院儿也给重新围严加固了。剩下半方木料,邢副厂长老婆问:“守义哎,这木料,我留几根行不?我付钱,省得你为难,群众说闲话!”还煞有介事地掏钱包。
  
  他一笑:“干吗呀婶?你用得着,悄没声留下就是了呗。我不讲,鬼知道!”
  
  第二天邢副厂长见了他,主动打招呼:“小姚,局里总工会举办‘青年工人谈理想’活动,优秀青年工人才有资格参加,我跟工会主席研究了,让你去。”
  
  “我……”他受宠若惊,“我哪儿够得上优秀啊,再说也不能算青年了……”
  
  “怎么不算青年?才三十来岁嘛!有外国电影看,还发纪念品,去吧!”邢副厂长亲热地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那一年秋季,大白菜奇缺。外县农村,急木材厂工人阶级之所急,应诺了给几万斤大白菜。但得工人弟兄亲自到农民弟兄的菜地去收,不是按斤论价,是按亩优惠论价。比公价便宜二分多,并且是市场上根本买不到的一级菜。当然照例得用木材换。收菜不是好干的活。那一年天冷得早,收不完就有可能冻在地里,便宜事反而会变成吃亏的事儿。全厂人人都盼着过冬白菜早早运回来,却没谁自愿肯到农村去吃苦。
  
  是他姚守义,动员了十几个青年工人,自告奋勇,承担了这项为全厂人谋福利的任务。在他,有点将功折罪的心理。他没忘上次分精米自己的“恶劣”表现。
  
  一个星期后,“凯旋在子夜”。第二天,看到四卡车一级大白菜,人人喜悦。
  
  “小姚,不负众望,不负众望啊!”
  
  “守义,辛苦,辛苦!”
  
  “嘻嘻,今年不愁过冬没菜吃了!”
  
  群众从此彻底宽恕了他。
  
  得意之余,他内心产生一种悲哀。原来这就是“群众的本色”!与在兵团的“群众”多么不相同!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六年,二十年间历史在他心中形成的“群众”始终伟大的概念,在那一天被他自己的新认识否定了。可是谁能不说,一九八六年,中国人最像中国人,中国的“群众”最像“群众”呢?他却没再进一步想想,兵团的“群众”,是无家庭儿女的姚守义们自己。
  
  大白菜别人替他运到了家里,老父亲老母亲自然又是一番高兴。父亲的高兴比母亲的高兴多一重——还有人给运到了家里,证明儿子的人缘不错。
  
  父亲对他又进行了一番谆谆教导:“往后替群众谋福利的事,你要争着做!做这种事永远不吃亏,群众的心明镜似的,一件一件都给你记着呢!”
  
  他仍只有嘿嘿然苦笑而已。
  
  交换大白菜的一等木料,无疑是销在生产“合理耗损”账目上的。
  
  不正之风所以没法儿杜绝,乃是因为不但掌权者边批边搞,还有着相当深厚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群众诅咒不正之风,可也唯恐共产党果真杜绝了不正之风。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前门行不通,后门也行不通的话,群众在许多方面更是走投无路的。所以还是开着前门留着后门好。前门开得大些,后门留得多些,一切事情想“搞活”差不离总能“搞活”。某些掌权者也掌握了这个规律,他们研究群众研究到家了,可以说是研究群众的专家。扔给群众一挂排骨,则自己扛走半扇公字号的猪也不打紧。他们不但不至于惹怒了群众,还将受到群众的拥戴。其实群众的本质就像小孩子。
  
  姚守义悟出了这些道理,觉得自己成熟多了。
  
  成熟了的姚守义也就更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人了。他嘲笑自己过去的幼稚和肤浅。
  
  有些人一旦当上了模范和先进什么的,就被群众抛弃了,成了受气包。他可不是。他连续几年是先进生产者,人缘照样不错。倒没什么诀窍,不过受益于他做人的灵活性。今非昔比,观念更新,纲举目张。他自认为在做人方面的确是比过去灵活多了。他不像严晓东。严晓东是太舍不得改变过去那个自己。所以既无可奈之何地在变着,又变得挺痛苦,挺受罪。他可不依恋过去那个自己。要说半点不依恋,未免夸大其词,多多少少总还是有点依恋。过去那个自己在生活中时时处处模仿的是保尔·柯察金。过去的严晓东在这一点上与他相同。他们啊连打架也是保尔式的。能像保尔那么生活那么做人,固然不错。可在一九八六年,在中国,一个保尔能活得下去么?张海迪是有点保尔精神的。可保尔并不到处作报告啊!他在电视里听过张海迪的报告,很受感动。但后来她的报告作多了,他便怀疑她必定有几次是违心的,身不由己的。真是保尔呢?会违心地身不由己地任人支配到处去作报告么?足见最有资格做一个中国的保尔的人,归根结底也还是难以做成保尔。想通了这些,他苦笑着与过去的自己挥手告别。严晓东却是痴情郎似的与过去的自己藕断丝连,拉拉扯扯,幻想拥抱着过去的自己在现实中跳“双人舞”;又丧失了过去的自己敢于孤立地公然地向现实挑战的勇气,那哪儿成啊!
  
  他当上第二车间主任后,把全车间人笼络得围着他团团转。另外三个车间主任背后说他天生的是刘备,善于摔孩子收买人心。话传到他耳朵,他微微一笑,心中骂道:“去你娘的腿!老子现世学的!”
  
  车间有几个小青工是厂里的“刺头”,腰里横着扁担的货。第一天宣布了他当主任,第二天下班他就请那哥们儿几个大吃了一顿。整整一箱啤酒全开销了。桌面上,他双手抱拳,豪爽地说:“论年龄,你们全是我小老弟,我是你们大哥!往后你们受了什么委屈,大哥出头替你们打抱不平!可大哥这个主任,也得靠你们多多维持着,我是‘维持会长’。你们若不肯给大哥这个面子,大哥明天就向厂里声明,车间主任干不了!”
  
  过后,一个月内,他与老婆曲秀娟,访遍了几个“刺头”的家。进门便说:“你嫂子非要让我领着认识认识你这位小老弟!”见了人家老人则说:“我是他大哥,往后少来不了。来了千万别把我当成他领导看待!我们弟兄在厂里处得比亲兄弟还亲,您老不信我走了问他!”
  
  小曲明白自己应扮演什么角色起什么作用,话说得更其亲近:“你大哥不是块当官的料。有什么不够意思的地方你可得看嫂子面儿上多担待!别跟他治气。跟他治气他能活活把你气死。告诉嫂子,让嫂子调教他!”
  
  这么一位车间主任人家还有不欢迎的么?两口子告辞,家家送出大老远。车间主任登门拜访,还拎着点心盒子,还当着自己父母的面与自己称兄道弟,几个小青工觉得“大哥”给他们脸上添光彩。“嫂子”隔三差五往车间通一次电话,不找“大哥”接,找“小老弟”们接。问从粮店买到了苞谷面,想不想吃贴饼子?还有四川辣味腐乳和虾酱。或者问想不想处个对象,一位姑娘二十三……
  
  能不“大哥”长“大哥”短么?能不围着他团团转么?这一套严晓东也实行着。不过在他是主动,在严晓东是被动;在他是积极的,在严晓东是消极的;在他效果是有益的,在严晓东效果常常是愈加有害的;在他实质体现着一种获得,在严晓东实质体现着一种没完没了有去无还的给予。所谓灵性不同,玄化各异。
  
  按说学乖了的姚守义,在整党期间似乎不该发那么一通尖酸刻薄的言论。但他那一通言论,当时让听的人并不觉得怎样的尖酸刻薄,甚至连讽刺挖苦的意味也没有。他当时那种诙谐的口吻,那种挺幽默的模样,抵消了他那通言论的分量。那更是一种调侃。而他当时认为,调侃对那种沉闷的会议气氛是必要的,当时的效果也的确证明是必要的。不是他的发言,一些人快睡着了。邢副厂长当时也笑了的,还启发众人道:“说嘛,党内党外,关上门,一家人。小姚的发言就又风趣又中肯嘛!”
  
  他那通言论绝非信口开河,哗众取宠,语不惊人死不休。不,他在心里是寻思了半天的。他想,面对面的那些人,包括邢副厂长,已然摆出了等候挨“整”的嘴脸,自己的发言若真指名道姓,披私揭短,他们不恼恨死我姚守义才怪呢!和别的群众代表一样,呆呆相望锁唇舌,来个一声不吭吧,邢副厂长又在不停地怂恿他,而摆出等候挨“整”的嘴脸的那些人们,一个个显得那么不尴不尬的。空对空不着边际地说几句冠冕堂皇的“很必要很及时”?别的群众代表会认为我姚守义不是来帮着“整”党的,是来帮着党走过场给党搭下台阶的,有讨好卖乖投机之嫌,也太孙子。想来想去,发言只能亦虚亦实,亦庄亦谐,亦尖锐亦轻松,“调笑令”为高。
  
  人们笑过了,拍拍屁股一哄而散。几个人还对他说:“精彩!”“妙!”“糖衣炮弹。”“共产党下回整党,还请老兄多多关照。”
  
  他也觉着自己的发言挺精彩挺妙。
  
  一九八六年,老百姓或曰群众,谈论党,“调笑令”就不错了!白纸黑字写出来大煞风景,然而是真现实。
  
  他哪里能预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厂长候选人呢?又哪里能预想到,邢副厂长会在调查组面前泡沫裹钉子奏他一本呢?
  
  调查组组长最后对邢副厂长说:“我们回去如实向局党委汇报。今天这个会嘛,属于党内摸底,内外还是要有别。不许扩散。”
  
  姚守义的话被第一车间主任老马一重复,完全走了“调笑令”的味儿,使调查组的人听来咬牙切齿有如“霹雳火”。
  
  党内有党,党外有派。哪能不扩散?
  
  一九八六年,中央政治局在什么地方开了一次什么什么会议,会上哪一位常委说了哪些话,都全国各地风传得有鼻子有眼,使人不由得不信呢!
  
  首先就扩散到了姚守义耳朵里。
  
  他不以为然,说:“把我的话反映到中央去我才满意呐。有时候还真想和党中央直接对上话呢!”他没把问题看得多严重,也并不认为邢副厂长心怀叵测。何况,他压根儿不想当厂长。一千六百多人的工厂,即使当上了厂长,孤独一枝,踢蹬得开吗?不用上边撤,三个月后自己就得识趣地滚下台。我姚守义可不是电视连续剧《新星》里那个李向南。他有自知之明,李向南他爸是干什么的?我爸是干什么的?
  
  接着就扩散到了老厂长耳朵里。
  
  下班走到厂门口,老厂长的三女儿秀红从传达室迈出来,拦住他说:“我爸叫你到我家去一次。”
  
  没结婚打了一次胎。秀红苍白的脸色尚未恢复原先的秀色和红润,在他面前显得有几分忸怩,似乎怪不好意思的。
  
  “现在就去?”他怕在她家耽误久了,看不上《阿信》。
  
  “嗯。”
  
  “有事儿?”
  
  “没事儿能打发我在厂门口堵你么?”她故作小女儿状地一笑。可能就是这小女儿状的勾人的笑,使她为邢副厂长的二儿子白怀四个月的胎也没做成媳妇。邢副厂长家却多出一间房子,公家还搭上一个班的人工和几方一等木料。
  
  “什么事儿?”
  
  “去了就知道了呗。我爸气坏了!”
  
  “气坏了?为什么啊?”
  
  “还不是为你!”
  
  “为我?我没惹你爸生气啊!”
  
  “为你,生别人的气!”
  
  “生谁的气?”
  
  “生邢大头的气!生马胖子的气!我爸说,要击鼓骂曹。”
  
  “击鼓骂曹?!”
  
  “嗯。骂邢大头个老狗!”
  
  他暗暗捏着两把汗。怕她爸走火,今天伤了自己。
  
  两人一接一递,说话的工夫,就到了她家。
  
  厂一级的头们,住的都不是楼房,而是苏式平房。这一带原叫“莫斯科兵营”。当年苏联红军从佳木斯登岸,进攻日本关东军,帮着抗联光复了哈尔滨,一些尉校军官把妻小接来,曾在此居住过。如今那些平房易了主人。它们却依然是本市房管局众多人垂涎的住宅。都有小花园,都是独家独户,室内举架要比新建楼房高两尺多,窗子都有美观的窗框,门前都有厚木台阶。近两年,又都接通了上下水道,煤气管道,安装了土暖气,冬暖夏凉。那些小花园里,到七八月份,散紫翻红,芬芳弥漫,绿荫遮阳。
  
  老厂长家住的是尤其漂亮的一幢,尖顶宽檐。厂里上个月刚刚派人给粉刷过。外墙是米黄色的,门窗是深褐色的;雅淡而庄重,自成格调,美可入画。满院儿开着扫帚梅和夜来香。
  
  进了院,秀红说:“这些花儿过几天全拔。”
  
  他说:“开得多好啊,拔了可惜呀!院里没花儿太空落了。”
  
  秀红说:“我爸要种草。老小孩心态,想一出是一出,谁敢反对?”
  
  他跟在她身后脚步轻轻地走到她爸的房间门口。虽然来过她家两次了(一次是春节团拜,代表本车间的工人们来探望老厂长,一次是送老厂长住院),还是很有些拘谨,仿佛刘姥姥初入大观园。他觉得这里总有点不像一个真实的家庭,像舞台上设计体面的内景。
  
  她爸——那干瘦的矮小的老头儿,跺一下脚全厂都会发生震动的人物,端端地坐在包皮椅子里,双手各抓着两个健身球,似乎无所事事地把玩着。说他是坐在包皮椅子“里”,不是“上”,是因为和他的身体相比,那包皮椅子显得巨大而沉重。
  
  老头儿正盯着房门口,更准确地说,正盯着第二车间主任。无法指出姚守义和这看去行将就木但又很难死掉的老头儿究竟谁的目光先落在谁的身上。反正姚守义一看见他,他的目光已然盯住姚守义脸了。极其威严的目光。一个半大孩子的身体上长着一颗面容灰黄皱纹纵横的老人的头,令人感到古怪和畏惧。
  
  姚守义觉得,这老头儿,也不像一个真实的人,像舞台上的模型。石头凿出来的或者铁水浇铸出来的,永远不会站起行动,只可能连同那巨大而沉重的包皮椅子一块儿倒下。
  
  怎么这么一个干瘦的诸病缠身的老头,全厂就人人都怕他呢?他在木材厂这儿咳嗽一声,局里那些领导就都能听到似的异常重视呢?姚守义迟疑地站在门口望着他,心里却大不敬地寻思:我要是抓住他的裤腰带,一只手能不能不费劲儿地把他举过头顶?
  
  “你进屋啊!”秀红推了他一下。
  
  屋内铺着块羊剪绒的大地毯。他见秀红换上了拖鞋才走进屋,便也将自己干活穿的那双破皮鞋脱了。一股恶臭首先冲入他自己的鼻孔。他是汗脚,每天一进自己的家门,第一件事儿是洗脚,否则老婆孩子都得捂鼻子。小曲下班比他早时,会预备一盆温水摆在门口。这儿可没谁知道他的惭愧,也就没有一盆温水预备在门口。
  
  他真的有些不安了。不是因为老厂长,是因为自己的两只臭脚。趁臭味儿尚未大面积扩散,他进屋后先开了窗,接着开了电风扇。他做得随随便便,随随便便得近乎于大大咧咧,好像他是这家庭中受宠的一个女婿。
  
  他没敢坐老厂长身旁那只沙发,坐老厂长对面摆在门口的一只油得可爱的小板凳上,这样可以将两只臭脚放在门外。其实他倒很想坐沙发,正如老厂长在家里愿意坐那包皮椅。
  
  “你干吗坐这儿啊?”秀红奇怪地问。随即说:“那小凳不是坐人的,是我爸在院子里乘凉垫脚的。”
  
  他说:“老厂长垫脚的,正适合我坐。”
  
  “瞧你会说话劲儿的,怪不得我爸相中了你当接班人!”秀红哧哧笑了。
  
  电风扇嗡嗡响,掩盖住了健身球发出的简单音响。
  
  “什么味儿?……”老厂长吸了下鼻子。
  
  “是有股味……”这个家庭的“三小姐”也吸了下鼻子。
  
  “来时,街角有辆抽粪车掏公厕……”他平静地说,起身将电风扇扭至快挡。
  
  “我怎么没看见?”“三小姐”在这类问题方面最讲认真二字。
  
  “你没注意。”他十分肯定地说。
  
  “怪啦!咱俩并肩走着,你看见了,我却没看见?”
  
  “没看见的事物就不存在了么?你没看见,它也是在那儿散发着臭气!是客观第一?还是主观第一?……”老头儿一句是一句地说,仿佛老哲学教授在启发思维迟钝的学生。
  
  “得了得了!哪儿对哪儿啊!……”“三小姐”嗤之以鼻。
  
  姚守义赶紧表明立场:“老厂长说得对。客观是第一性的,永远是第一性的。比如那辆你没看见的抽粪车……”
  
  “姚主任,没您这么拍马屁的。听着也太让人肉麻点了吧?……”“三小姐”那双细长的眼睛,黑眼珠朝上翻进三分之二,名副其实地白了他一眼。
  
  他故作一怔,咧嘴佯笑,讪讪地答道:“我的好妹妹,你咋这么认为我呢?不等于也骂你爸了么?你爸他是那种喜欢被人拍马屁的领导么?……”
  
  老厂长看看他,又看看自己的女儿,训斥:“这儿没你的事,你给‘继革’洗澡去!”
  
  “三小姐”哼一声,怏怏地离开了。
  
  老厂长研究一幅欣赏不了的现代派绘画似的,仍注视着他,不说话。
  
  “三小姐”将一只大木盆放在走廊,一瓶“参液洗发精”放在盆边。他以为她不是给她二姐就是给她大姐的宝贝儿子洗澡,不料她却从自己屋里抱出一只花皮猫,杀生害命一般按在水中,还喃喃着:“‘继革’别怕,‘继革’别怕,阿姨慢慢洗,洗得干干净净才招人疼爱……”
  
  从哪个辈分上论,她是它“阿姨”呢?他想笑。
  
  “看着猫干什么?看着我!”老头儿终于又开口了。三分钟不“鸣”,一“鸣”惊人,气粗如吼。他没思想准备,吓了一跳。那么干瘦弱小的身体里,怎么蕴藏着这样充沛的底气呢?老头儿尽吃些啥补药?他好生奇怪。
  
  “这猫的名字,起得挺……绝的啊!……”他说着也用研究的目光注视着老头儿。
  
  “你不是党员?”
  
  “对啊。不是。”
  
  “你为什么不是?”
  
  “这……党没批准过我……”
  
  “哪个党?”
  
  “中国共产党啊!……”
  
  “我问哪个地方的党?!”
  
  “就是……兵团,我们当年兵团那个地方的党……连队党支部呗!”“这样的党支部该狠狠整!”
  
  “是啊。整党嘛,狠点,比走过场强。不过也不能太狠了,太狠了逼出人命影响不好。当年我个人的努力不够……”他边说边细心观察老头儿脸上的表情,希望那张灰黄的皱纹纵横的脸起点变化,或者同意他的观点,或者反对他的观点。
  
  那张核桃般的脸上毫无变化。老头儿仿佛当了一百年皇帝,被权力整个儿异化了,满脸写着威严。老头儿停止了把玩健身球的双手在自己膝上同时拍了一下。一对健身球滚落。
  
  “可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党员!”气不打一处来的语调。仿佛一向被他卑鄙地欺骗着,今日才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他的屁股离开小板凳,替老头儿捡起那对健身球,偷眼瞧瞧老头儿,老头儿咄咄地盯着他。他不敢还那对儿景泰蓝的健身球,只好暂时拿在自己手中,畏缩地又坐在小凳上,没忘了两只脚放在门外。
  
  “老厂长,我……我可从没敢自己那么以为过呀!……”他发誓般地表白着。
  
  “你奉劝敝党修改党章?!”
  
  另一对健身球也滚落,有一个滚到老头儿的皮椅下,他只捡起了一个。
  
  “我不过……给贵党提建议,在整党会上……会下我可没乱讲……”
  
  “敝党!”
  
  “对,敝党,敝党……”
  
  “住口!只许我说敝党,不许你说敝党!”
  
  “对,我说错了。我是应该说贵党的……”
  
  “混账!”
  
  “说贵党也不应该……说贵党是完全错误的。应该说我们的党,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这一二年他说“贵党”说惯了,顺嘴了,而且从没有人指责他不该这么说。连党员们也没对他进行过指责。他直到这时才明白,上午的会议内容不仅扩散到了他自己耳朵里,也扩散到了老头儿耳朵里。一个三七年的老党员,自尊心必定被大大伤害了。他欲解释,一时又不知从何解释。
  
  “你瞧不起敝党是不是?!”
  
  “不,不。瞧得起。很瞧得起……”
  
  “敝党再不行,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去!可统一了全中国!眼下在领导着全中国的改革!你小子有能耐,再创造一个党!敝党将全中国让给你的党领导!……”
  
  “老厂长啊,您听我说,我有那么大的能耐么?我不是一个劲儿地向您认错嘛!……”他两手机械地运动着健身球,像是被老头儿逼着运动那玩意儿。
  
  “你小子有什么资格奉劝敝党修改党章?!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敝党引以为荣的就是全心全意四个字!半心半意!半心半意连国民党在台湾可能也会做得差不离!……”
  
  电扇停了。他和老头子之间的空气不再涡旋。却谁的鼻孔都好像塞满了棉团,鼓了起来。在他手中运动着的健身球,发出清脆的音乐般的撞击声。
  
  老头儿与他说过的“贵党”针锋相对,口口声声“敝党”,恶狠狠的谦逊。
  
  “敝党创立六十余年,把全中国老百姓从苦海之中拯救了,有些人今天竟忘了本!身上的衣服还没干呢,转脸不认人,还要说:没把我帽子捞上来!……”
  
  他耳听着,眼朝“三小姐”望着,盼她给“继革”洗完澡,能够注意到他用目光发出的求援信号——她明明说,她爸不是生他的气嘛!担心老头儿走火,老头儿果然向他开射排炮!
  
  老头儿朝走廊大声嚷:“秀红,你说,你还相信不相信社会主义?!”
  
  “三小姐”将“继革”从盆中拉出,用块浴巾给它揩毛,一边拖长了音调回答:“信——连咱家的猫都信——”
  
  “听到了么?!”老头儿怒视着他。
  
  “我也信……真的。我不信不是连只猫都不如了么?……”他嘟哝着回答。
  
  “你信个屁!”
  
  “老厂长,我哪能信个屁呢……”
  
  “继革”突然从走廊蹿进屋,一纵,蹦到老头儿膝上,弓腰一抖,水珠溅了老头儿一脸。
  
  “滚!……”
  
  姚守义如得到大赦令,站起来蹬上鞋就走了。
  
  走到街上,他扑哧笑了。他倒不生老厂长的气,老厂长比自己的父亲年纪还大。莫说训一通,打也是打得的。自己那通话确实够让一位三七年入党的老党员气愤的。何况这位老党员一向抬举他,使他当上了车间主任,又极力推荐他当厂长。他感到好笑的是——老厂长的健身球被他带出来了。
  
  老厂长是个挺可爱的老头儿。全厂人人都怕,人人也都觉得他还挺可爱。这年月,不可爱的领导干部,谁把你当回事儿?玩蛋去!表面把你当回事儿,背后照旧不尿你!
  
  老厂长可爱有三:其一,不近女色。他这一辈子只与一个女人“染”过,那就是他老伴儿。她大概出于对他“忠贞不贰”的感激,又给他生了三个女人。他老伴儿的文化比他还低,最有把握绝不会认错的三个字是他的姓名。她每月亲自替他领工资,他的姓名写在第一号工资袋上。一回生,二回熟。他一定级就是十一级,一辈子没提过级,一辈子没涨过工资,一辈子没因此发过一句牢骚。在他,够花就行。而他时常以自己的情况天真地想:生活中花钱的方面原本是很少很少的。他老伴是他进城当了官后,特意回老家自己相中的一个山区女人。普遍的群众的观念在某些问题上是很“妈妈的”。他们赞美他这一点。好像他如果不是回老家去相中一个山区女人,在他们眼里他就会是一个王八蛋了。与他相比,邢副厂长就大大地吃亏。邢副厂长不过是位副处级的厂头,强调干部年轻化时选进班子的,这几年又不算很年轻的干部了。他爱人(他自己总这么叫,别人也就不好说他老婆)比他小八岁。问题倒不在于小几岁,老厂长的老伴还比老厂长小十二岁呢!问题在于,光小八岁还倒罢了,居然是个市京剧团唱“花旦”的演员。如今早已丰腴得不好意思登台,只在后台给别人化化妆,但每天一清早立在自家院里吊嗓子,一吊吊半个多钟头,吊得左邻右舍不得安宁,人们送她个绰号叫“报晓鸡婆”。去年转到了厂里,在厂办当办事员。不久由办事员而秘书,由秘书到厂办主任。从此厂办屋里,杂牌香水味儿扑鼻,使人神晕智昏。群众说是“污染”。家里厂里,叫她丈夫,不管什么人在场,不管什么情况之下,都不按照中年女人们对丈夫的习惯叫“老邢”,而叫“邢副厂长——哎——”还“哎”,拖出甜腻腻酸溜溜行板的不正韵味儿。群众别提多受不了她这个!有天不知怎么心血来潮,到职工食堂帮厨。馒头一掀屉,蒸气混着香水味儿四溢八飘。案子师傅皱眉道:“嚯,今天大家准以为我是用香水和的面!”她却说:“那是我揉的馒头香。我往润手的奶液里兑了香精!”排在窗口外的小青工们,一窝蜂地抢着叫嚷:“我买她揉过的馒头!”“我买副厂长夫人的一对白馒头!”小青工们低级下流的隐喻之词,不知她真的不懂,还是装不懂,望着他们嘻嘻笑:“干吗非吃我揉的,不吃别人揉的啊?”
  
  邢副厂长竟觉得他这位夫人替他增添了不少领导人的魅力。
  
  老厂长的第二个可爱之处是——直来直去,心口如一,性格坦率。一次开全厂职工大会,邢副厂长请他讲几句。他没客气,一把抓过话筒说:“邢副厂长请我讲,我就讲。他不请我讲,我还是要讲。我今天只讲一种现象,攀比现象:工人和工人攀比,干部和干部攀比,工人和干部攀比。不比贡献,专比待遇。妈的腿比个什么劲儿?能比出公道来么?比出公道反而不公道啦!我三七年入党。我是十一级干部。全市有几个十一级干部?你们谁有资格和我比?老子当年拎着脑袋闹革命,如今就应该比别人特殊!这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有意见顶屁用?白有!全厂要是只有一个工转干的名额,该谁?我有子女在厂里的话,该我的子女!谁的子女也甭跟老子争!争不过老子!邢副厂长,你心里和我攀比过没有?……”
  
  邢副厂长立刻回答:“没有没有,您把我思想境界估计得太低了!”
  
  “反正你也比别人高不到哪去!”他接着演说,“我当面问邢副厂长,是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邢副厂长,副处级干部,八二年才入党。谁批准的?最后我批准的!邢副厂长他有资格与我攀比么?凭哪条?邢副厂长都没资格和我攀比,你们一般工人还攀比个什么劲儿?我今天讲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听到汇报,有人对厂里出工出料给我修房子有看法,犯自由主义!谁敢说不对?嗯?老子六十六了,不定哪天两腿一踹,吹灯拔蜡,给马克思喂马去了!喘口气儿没咽的时候修修房子,你们背后瞎嘀咕!妈的有点人道主义么?……”
  
  会后,群众都说老厂长讲得明白。从来没讲得这么明白过,道理摆到家了,不来虚的,尽讲实的。有的还说,共产党的干部,全像老厂长这么个讲法,服!将人心比己心,细想想,可不讲得正确嘛!让人不服的,是那些不讲真话的人!群众面前说得天高海深,背着群众尽不办人事儿!吃着公家香的,喝着公家辣的,还说清廉话,谁服啊!
  
  对他搞特殊化极有意见的人,听了他的演讲后似乎都没意见了。似乎都因为自己胡乱搅而觉得内疚了。并且似乎那以后,倔老头儿的威望还匪夷所思地提高了一大块。落了个“实在”!普遍的群众的通情达理,更多的时候是相当值得表扬的。
  
  老头儿的第三可爱之处,是“泰山石敢当”的那股子倔劲。“清除精神污染”仿佛肯定要形成一场全国性的大运动的日子里,邢副厂长在党委会上建议:“市委门前贴出了通告,在市委工作的女同志不得留披肩发,不得穿半寸以上高跟鞋,不得穿无袖上衣和短裙子……”
  
  不待邢副厂长把话说完,老头儿一拍桌子:“好!好得很!市委嘛,严肃的机关,不能学资产阶级的样儿!要那些个自由的,别在市委工作!……”
  
  邢副厂长趁热打铁:“那,您看咱们厂是不是……也照此办理呢?市委作了榜样,咱们不能不紧跟啊!”
  
  老头儿又拍了一下桌子:“照此办理!照此办理!只要市委做得对,我们就照市委的办!派个人到市委去抄一下那通告,标点符号也不许差!”
  
  邢副厂长商量地说:“恐怕还是得有几个字的区别。市委二字就得改成木材厂啊!”
  
  于是木材厂的大门上,第二天也贴出了一份通告。全厂男女青工对它充满义愤,纠集起三十多人,闯进党委要自由。邢副厂长受到围攻,穷于招架的关键时刻,老头儿闻讯拄着手杖从家里赶来了。
  
  “吵吵嚷嚷的干什么?”老头儿用手杖一个个指点着他们,“谁要自由?冲我要!”
  
  还真没人敢冲他要自由。
  
  “都不要啦?都不要干活去!八小时以外,法律条文以内,就是我给你们的自由!还想多要,半点不给!”
  
  小青工们敢怒不敢言,悻悻地却又乖乖地散了,干活儿去了。
  
  老头儿瞧了狼狈至极的邢副厂长一眼,打鼻孔里重重地哼出一声。那意思是:真没用!
  
  邢副厂长恭恭敬敬地将他送出党委办公室,望着他拄手杖从容不迫地下楼去,只有在心中暗骂那帮小青工贱骨头的份儿。
  
  后来,“清除精神污染”并没有形成大运动。旋风卷过,邢副厂长听说市委将门前的通告揭掉了,他又“照此办理”,明智地派人将贴在厂大门上的通告不张不扬地也揭掉了。
  
  老头儿得知,暴跳如雷,大骂邢副厂长“跟屁虫”。
  
  他怒勃勃气冲冲拄着手杖赶到厂里,从收发室搬出把椅子,堂堂正正摆在大门口,监斩官镇法场似的,铁青着核桃脸,双手按膝,分腿而坐。那情形,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手杖靠椅而立,宛如尚方宝剑在此。
  
  他用手杖指点着,将几十名或留长发或穿高跟鞋的男女青工拦在厂外。而后,吩咐传达召来了安全员,全然不动声色地说:“从今天起,给他们重上安全条例课,考试。及格的,可以上班。不及格的,补考。补考三次还不及格,列份名单,亲自交给我。上课期间,工资扣一半儿,本月奖金全扣。听明白了?”
  
  安全员诺诺连声。
  
  又问那些小青工:“你们听明白了?”
  
  他们都仰脸儿望天,没一个人回答。
  
  他的脾气倒显得无比的好,仍全然不动声色地说:“听明白了我的话的,就进来,跟安全员走。没听明白的,我也不重复。回家去,别在这儿聚着碍我眼。”
  
  一个个地、闷声不响地从他身边儿溜入厂门,低眉顺眼地跟着安全员去上安全条例课。
  
  接着,他又吩咐传达室的将邢副厂长的老婆召了来,就一动不动正襟危坐在那里向她下达指示:“我说一句,你记一句:本厂特殊通告——1、凡本厂车间女工,发长不得过耳。入厂必戴工作帽。2、凡本厂车间女工,不得穿任何高跟鞋入厂,尤其不得穿任何高跟鞋入车间。违犯者,严重警告一次。严重警告两次而仍违犯者,开除厂籍,留厂察看。3、凡本厂男工……”
  
  “坡底儿鞋也不许么?”厂办主任低声问。
  
  “什么叫坡底儿?我不懂!”他用手杖指着她鞋说,“你穿这种,就不许!厂里发的工作鞋都扔了?卖给收破烂儿的了?”
  
  ……
  
  通告又出现在厂大门上。不是纸的,是木板的。一行行小楷字,火烫的。旁边另一块同样大小的木板,火烫的小楷字记录着本厂历史上最惨重的事故:因长发被锯床绞入死了的,因裙角被传送带剐住丧失了一条腿的,因高跟鞋蹬跳板摔坏了大脑神经的……
  
  两块木板至今仍挂在厂大门上,火烫的字风雨难蚀。
  
  他在党委会上拍着桌子指着邢副厂长的鼻子吼:“我的话说得明明白白,市委做得对,我们才照它的办!是市委直接管着这个厂?还是我们管着这个厂?干吗有权不行使,非当跟屁虫?!……”
  
  老头儿原先在厂里有个绰号——“三爷”。这绰号挺准确。后来大伙不叫他“三爷”了,而叫“左爷”,也挺准确。时代淘汰着许多东西。绰号之被淘汰更新自然难免,符合规律。老头儿不在乎。“三爷”也罢,“左爷”也罢,都有个“爷”字,都包含着敬畏。“左”到令人敬畏,那总算“左”得值当。何况“大伙儿”是个笼统量词,大多数,许多,并非全体。
  
  有人认为,“左”者都像老头儿那么个“左”法,倒也“左”得可爱,“左”得表里如一,“左”到了份儿上。谁都知道他“左”,他的“左”就无须提防。无须提防便不怎样可怕。
  
  也有人认为,老头儿不“左”。老头儿自己从不想“左”也从不想“右”。老头儿根本不考虑什么“左”啦“右”啦的。他自有他的道理:“什么‘左’啦‘右’啦的!‘左’怎么啦?‘右’怎么啦?好比江中一条船,谁摇橹谁都得一左一右地晃橹把,船才行着。我是坐社会主义这条船的,不是特等舱,也是头等舱。管那么多干什么!反正让我知道船行着,我心里就踏实了!左就左会儿,右就右会儿嘛!……”
  
  姚守义挺同意后者们对老头儿的看法。也挺同意老头儿的“左右观”。并且有着比老头儿更超脱点似乎就更深刻点儿的看法。五十年代,政治在中国人中划了一道严峻的白线,结果是产生了二百来万“右派”。当时洋洋五亿之众的人口,二百来万不算多,所以叫做“一小撮”。“文化大革命”,政治又将那道白线重重地涂了一次,结果是几乎每一条街道都有某些个家庭的某些个人因某种政治罪名被划到了白线右边儿,很不算少,但还是叫做“一小撮”。中国人的恐“右”心理是有历史缘故的,因而中国人的本能的自卫经验是“宁左勿右”。“左”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向来是跟“革命”连一起的。过“左”无非是太“革命”的意思。仅仅由于害怕被政治划到“右”边去,太“革命”的人便自然而然多起来。一旦被那道严峻的白线划到右边去,下场大抵也够悲惨。吸取经验教训的人便自然而然多起来。“宁左勿右”便成了中国人的保身哲言。一代人告诫另一代人,教会另一代人。八十年代,中国人痛定思痛,对历史“反戈一击”,批“左”恨“左”声讨“左”笔伐“左”更是自然而然的。在这么一种历史趋势之下,“左”虽仍不失为保身哲言,但在大多数人中臭了起来。如过街老鼠,没到人人喊打的绝境,也可以说到了人人鄙弃的地步。中国人又自然而然地由一向的恐“右”转变为过于敏感的恐“左”了。恐“右”是社会的病态现象;恐“左”也是社会的病态现象。正如血压高血压低都是病一样。而“左”与“右”,大抵又体现在官场的权力角逐方面,或曰“路线之争”。而一般老百姓眼中心里,没那么多“左”也没那么多“右”,更普遍区分的还属是非问题。老厂长维护本厂通告“立而不废”这件事,曾被他用手杖挡在厂门外的那帮男女小青工背地里咒骂他“左癫疯”。邢副厂长竟也每天站立在柞木烫字的两块牌子前,作出思想开明受到极左压制而无可奈何的苦笑,借机向人们表现他的心是与极左分道扬镳的,就真是有点他妈的了。偏偏他周围还有些人专门为他的虚伪捧场。
  
  “邢副厂长,有何感想啊?”他们巧妙地为他提示进一步表现的铺垫台词。
  
  “唉!……”他撇撇嘴,摇摇头,耸耸肩。似乎内心曲衷尽在一个“唉”字。
  
  这样恰到好处。再多表现,就“过戏了”。他深谙分寸的艺术。
  
  还有些人,明明是赞同老厂长的,却非要说些不赞同的话:
  
  “什么年代了啊,还左一条右一条限制青年们的自由?”
  
  “就是。解放前这个厂的资本家也没立过这么多条规矩啊!”
  
  “这老头儿的‘左’那是没治的,天皇老子也管不了。让他带着花岗岩头脑给马克思喂马去吧,看马克思欢迎他不!”
  
  他们的自我证明,基于做人的非常可怜的投机心理——仅为博得男女小青工们的好感,便心满意足了。
  
  八十年代,什么都分档次,投机也分。
  
  姚守义尽管变得圆通了,但这太可怜太低下的投机,他还是不屑于为之的。他厌恶那些人如同厌恶活跃在他脚趾缝中的霉菌和散发着难闻臭味的污垢。他常常需要十分努力才能掩饰起对那些人的厌恶。八十年代,那些人是愈来愈多了。厌恶他们,也得和他们在同一片蓝天下活着,朝夕相处。他们包围着你,一重又一重。你觉得他们口中呼出的气都是令人作呕的。但你得习惯,你不习惯,则不是他们的错,是你的错。他们因为众多,一个个便不觉得自己羞耻,更不认为自己可怜。他们因为众多,则似乎就有权讥笑你的公正心,显得可怜的倒反而是你自己。“人都是自私的”,投机也便有了哲学方面的托词。所以你的公正心,在他们看来,与他们一样,也是一种自我证明自我表现。谁会相信你那自我证明自我表现之目的,没掺杂着什么不可告人的成分呢?
  
  姚守义从来不敢轻易表现自己良心中那点儿公正。因为他感到许多人希望将磊落与卑鄙,崇高与低下,坦白与虚伪,无私与有私放在中国的现实生活这口千年老汤起沫冒泡的大锅里一块儿煮,还要指着蒸蒸沸气理直气壮地说:“你闻闻,不都一个味儿么?”
  
  叫你怎样回答?
  
  他时常难免颓唐地想:妈的,这时代对于人的卑鄙、低下、虚伪、自私和种种的投机心理,太他妈的容忍了吧!就算同属表现吧,中国人总该努力表现好的方面啊!
  
  一天,不知是谁,将一只死鸡倒挂在那块柞木烫字的木板上。许多人围着瞧,许多人传递着会意的笑。都在以表情和一句比一句放肆的言语证明自己对于“左”之受到作践格外开心。
  
  他气愤不过,强压住火不说什么,默默将死鸡摘下,像抡链球似的,抛往路对面的垃圾堆。
  
  大概他当时的脸色十分可怕,谁都不吱声儿。过后他知道,有些人骂他:“‘左爷’没儿子,这回准有干儿子可认了。”
  
  他本想找那些家伙打一架,满厂绕着找了一圈儿,没找到。没找到,气也消了。“犯得着么?”——这种处世哲学安慰了他。
  
  技术科新分来一个大专毕业生,据说很有点儿新思想。厂里的一伙儿小青工,将那小子尊为“精神领袖”。连本车间的几个“小老弟”,午休也开始往木料仓库去,那儿是“新思想”的讲坛。接受了几次“新思想”的熏陶,“小老弟”们变得“深沉”起来,动辄开口道:“‘眼镜’认为……”或者“这个疑问得去请教‘眼镜’……”
  
  怎么样个人物会有如此的魅力?他也希望接受接受“新思想”的洗礼,就也到木料仓库去了一次。蹲在一个角落,一边吃饭,一边侧耳聆听那“新思想”的布道者一套儿一套儿的“新思想”。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什么这话流传千年?因为是哲学!孕妇肚子里的胎儿都是自私的。孕妇吃了胎儿不愿吸收的食物,胎儿就给孕妇来了个让你呕吐!才不管妈不妈的呢!……”
  
  众人哄笑。
  
  他也默默地笑了。深入浅出,这是讲道理的学问。他自己这门儿学问不太行。
  
  “自私是一种权利。至高无上!我就自私,这没什么可耻的。为了我的利益,拿别人脑袋换一支香烟,我不会犹豫的!别人也可以这样对待我嘛!别人也有同样的权利嘛!社会这样朝前发展,弱者就渐渐被淘汰光了!你保不住你的脑袋,你活该!你被淘汰天经地义!这样人种就强化了!必将达到一个强者的未来。那才真正是人类的理想王国!……”
  
  这话使他听了很逆耳。侃侃的语调充满着毛骨悚然的冷酷。人类的未来假如是那么一幅图画,他真有点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担忧。拿别人的脑袋换一支香烟若是权利,而且至高无上,人吃人不是也没什么了么?
  
  妈的,怎么这样的些个人都那么恬不知耻地坦率呢?他又有点想不明白了。妈的!时代确实变了,恬不知耻的人变得如此坦率,还保留着点羞耻心的人大抵又变得虚虚伪伪暧暧昧昧!
  
  “那……人也不一定全都是自私的吧?比如……比如江姐、许云峰、黄继光、董存瑞……这些英雄?怎么说?……”
  
  一个声音,犹犹豫豫地,吞吞吐吐地,缺乏自信地,不好意思地提出异议。
  
  他停止吃饭,抬头朝“精神领袖”望去。望不见“领袖”的脸,“领袖”的脸被众多“信徒”的后脑勺包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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